一向通达的王夫之，在这里给出了传统士大夫常有的姿态：如果不能在正大方略中惩治小人，那么，就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待他“自毙”。如果自己没有罪错，那么得失、理乱都可以听天由命。这时虽然得不到什么，但也不会失去什么；虽然不能治理什么，但也不会毁坏什么。“自靖”而已。之所以要“正大”，是为了恪守理法的平衡；之所以要“刑赏”，是为了尽得忠厚的极致。君子于此“不可不慎”。
这就是王夫之的结论性意见。
我一向敬佩王夫之，对他这一番意见，沉吟良久，不知该如何回应。
我知道的是：存在，常有困境，在困境中选择并恪守中庸之道，极难。所以孔夫子要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中庸之道”乃是“平衡之道”，不是“中间之道”。所谓“平衡”，是指事务间比较而言，最为合适、妥当、准确的那个节点。而“权道”也即变化通达之道，就是通往这个节点的“方略”。“权道”与“中庸”有同等重要的性质。它也是人类处在困境中，亟需明了的选择与恪守。能够“合目的性”而又不背离圣贤价值大经大法，不是人人都能达致的境界，所以，很难。所以，孔子也同时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王曾的案例、王夫之的解释，印证了“中庸之道”那种难以穷尽的存在秘密、体用秘密，以及背反性质的秘密。
作为“意志自由”的人类，无往而不在选择中。
丁谓贬谪崖州
丁谓，他的“选择”让他在后世的名声褒贬参半。
他与另一个大人物王钦若，后来也有矛盾。但“瘿相”王钦若似乎比“鹤相”丁谓更善于处理君臣关系、同僚关系。事实上，王钦若比丁谓更“阴”，丁谓比王钦若更“险”。王钦若往往暗中让对手栽跟头，丁谓则明着就让对手吃大亏。但细考这二人的往事种种，似从未动过杀机。换一句话说，王钦若、丁谓，为人贬为“奸相”“佞臣”的这两个人物，他们搅动起来的宫廷斗争，可能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但还不至于你死我活、刀光剑影。他们都有各自的底线。
所以，大宋帝国在真宗一朝，不论如何“内耗”，与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及中世纪欧洲的宫廷斗争比较，依然算是和平的。而且，所有的被贬官员，包括寇准在内，他们在斗争失败后，呈现的度量和智慧，也依然让人感到：毕竟是中国士大夫。
丁谓后来继续被贬，贬到了比寇准的贬地雷州更远的崖州去做司户参军。雷州在今天的广东湛江，崖州则在今天的海南三亚，是当时中国最南端的荒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