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作初期，恩师陈旭麓先生得知我有将鸦片战争的起始年改为1839年之想，立即写信给我表示不同意这种观点。信中指出：“1839年与1840年的关系是头发与头的关系，我们要说的是‘头’，不是‘头发’，当然也要注意‘头发’，不是‘秃子’，不知你以为然否？”[1]先生的教导，犹如醍醐灌顶，我立即驱府，与先生多次讨论，终于改变了我先前的看法，决定彻底改写，把全书定位在时贤著作中语焉不详的“头发”上，专讲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外关系以及英国策动侵华战争的原因。书名改为《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现在，当书稿付梓之际，想起恩师的教导，感慨系之。可以说，没有先生的及时点拨和辨正，就不会有这部书稿，它凝聚着师生三代人的历史思考，体现着学术观点上的师承传统。
本书尝试用年代学的研究方法，聚焦道光十九年中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与事。在史观上，力图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视角上，通过上下、左右、前后的大历史观照，以多层次、多角度描述战前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英之间在禁烟斗争中的互动；在人与事的相互关联上，注意人物的文化心态和功利思想对史事所取的态度、立场；在历史评价体系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翔实可靠的官方档案和相关私家著述互为参证，将之纳入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中进行分析和解读；在研究手段上，尽可能将历史学、社会学、计量学等多学科统合，以阐明历史发展的内在关系。
年代学的研究与著作，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本书充分吸取了前贤与时贤在历史学、对外贸易史、社会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所作的贡献，要顺利完成本书的写作是很难的。我对他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年代学研究传入中土的时间不长，国内学术界尽管著述迭出，但对此很少作历史编纂方法上的深入探索，所以我的上述理解和本书的铺陈是否得宜、有当，敬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本书是在我早年写的初稿基础上续完的。书中使用的若干统计资料如〔美〕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五卷），当时还未有中译本，[2]所以我使用了本校老学者吴杰教授著作的统计，现在看显然是转手引用，而非直接使用的第一手统计数据，理应重新编订，但是我已到望八之年，没有精力为之了。这是要向读者抱歉的。
最后要感谢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给予的宽容，更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们的辛劳。
沈渭滨
2014年4月于蒲溪抱墨轩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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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陈旭麓文集》第四卷《浮想偶存》，第49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