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群的分野不是以阶级关系结成利益各别、政治态度有异的社会集团，而是以职业不同区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群体。在物质利益和血亲关系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以后者去调整前者，又以前者去屈就后者。世俗间的血缘宗法关系被奉为人际关系的亲疏准则，从而将社会群体最本质的阶级分野蒙上了厚重的雾瘴，所以，长期来中国人的阶级意识极为模糊。虽然鸦片战争前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代不乏人，农民造反也此起彼伏，但全都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阶级对抗，卷入者是一个庞杂的人群，不具明确的统一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未卷入者无论是统治集团中人还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百姓，对之都视为“无君无父”的犯上作乱。
西欧国家虽也注重血缘关系，贵族家庭对血统纯正的苛细要求几至可笑的程度，但整个社会却主要不依血缘而依经济利益相维系，社会群体的等级划分明确。统一前的德国，存在着诸侯、低级贵族（骑士）、僧侣、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这些等级；17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中，除了王室、贵族、农民等古老等级外，还从贵族中分裂出新贵族，即主要属于中小贵族阶层的乡绅，从中小工商业者中构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明显地由三个社会等级构成：教士和贵族分属第一、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平民、工人和农民构成了第三等级。血亲关系被现实的物质的阶级利益所冲淡，等级关系高于血缘关系。因而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模式。
中国的封建文化，自<a href=https:///Tags_Nan/ target=_blank>西汉</a>以来渐成以儒学为核心的大一统状态，没有任何一种异质文化可以与之匹敌。虽然，有过东方的佛教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先后以强弱不等的程度传到中土，但前者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吸收溶解，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后者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抵制排斥，难以立足生根，只有由西方传教士挟带来的点滴零星的西方近代古典数学，曾对中国传统的天文历算之学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涉及面仍很有限。强大的包容性和对异质文化的抵拒性，构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矛盾性格，使它直到鸦片战争前一直在自身封闭曲线中运动，它也有变化发展，但只是内向性的学派争斗和自身的流变。在学派的争斗中，儒学因受统治阶级的扶持和提倡而得以定为一尊；在儒学的自身流变中，每一个重大流派的出现，因其吸收了非儒学派的有益成分而使儒学整体趋于更精致、更完善。道统代代相传，赓续不绝。它也有外向传播，但不仅区域不广，而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辐射，没有产生过双向或多向的文化对流。从严格意义说，中国未能掀起一个如同西欧那样超国界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使邻近的亚洲和遥远的欧洲产生强大的中国文化漩流。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它的物化便是义礼教化，即糅合着天人合一、宗法和等级制度的纲常名教，作为文化专制主义的核心，它抹杀了人的个性发展，要求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做君主和皇上的驯服工具，民本主义始终未能孕育出近代的民主主义；儒家文化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重商主义从未成为它的价值取向，作为封建统治阶级重农抑商的理论依据，它抹杀了功利主义的滋长，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家文化的方法论是中庸，作为一种无所进取的处世哲学，它抹杀了人们的冒险精神和开拓性，以调和折衷的方法协调人世间的不平等关系；儒家文化的历史观是循环论，虽然也讲变易，但把三代之治的大同理想，奉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这一切，构筑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文化功能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紧密结合，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工具。
清代的闭关锁国强化了中国社会的封闭性。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的严格意义上的闭关措施，虽与西方殖民主义的海盗行径有间接关系，但直接导因则是西方来华贸易的商船有舍粤北上的趋向，使统治者担心一旦深入内地，于“民风土俗”大有干系。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事洪仁辉驾船直抵大沽口，闯入被清王朝视为京畿要地的心脏地区，更加强了清王朝防范汉人和洋人相互勾结的意向。正如马克思所分析：“欧洲各国从十七世纪末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们之间的剧烈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满洲人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2]
闭关政策与清初的海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海禁主要是对内防止沿海人民与抗清的郑成功政权相结纳，闭关主要是从清朝狭隘的种族利益出发的；海禁因其对内，所以规定沿海三十到五十里“片帆不得下海”，闭关因其对外，所以作了许多限制性的具体规定，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防范章程，但两者都是以隔绝于外部世界的联系为主要手段。
闭关政策是荒唐的，但又是合乎统治者逻辑的。且不说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特殊封闭性为它提供了物质和思想的依据，即使从历史上看，它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明洪武七年（1374），就曾把全国仅有的三个对外贸易港口——即通日本的宁波、通琉球的泉州和通南洋诸国的广州——给封闭了，撤消了上述三个市舶司，直到永乐元年（1403）复置，前后二十九年；明嘉靖元年（1522），又因西方海盗商人的骚扰，罢浙江、福建两市舶使，接着封港，只留广州一处，到嘉靖八年（1529）复置，前后七年多；清初实行海禁，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55）废止，前后近二十年。所以，乾隆帝只留广州一口通商的做法，只是续了前朝前代的旧例而已。一个国家，把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这种既荒唐又合逻辑的矛盾举措，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产物。在天朝自大观念支配下的封建统治者，根本没有近代国家的外交观念，把自己视为“奄有四海”的天子，视各国为藩属或蛮夷。所以清王朝在国家机构里只有理藩院，没有外交部，两广总督被授予管理西方来华贸易商人的全权。在重义轻利观念熏陶下，统治者也没有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概念，开关互市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宣扬国威，把来华贸易的国家一概视为向化输诚的朝贡者，把出口丝茶大黄作为救夷人之命的赐赍。一旦自我感觉有内外勾煽的潜在威胁或外夷越轨而“屡教不改”，便动辄封舱闭关，“稍予薄惩”。所以，闭关政策虽有微弱的自卫意识，本质上则是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支撑下一项愚昧落后的政策。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兴起，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之时，尤其显出它的顽固和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