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天太痛苦了。加迪斯和迪克·迪尔沃思的谈话让我明白了，至少在当时，加迪斯完全不知道我与西方（法国和英国）政府，以及我与我们自己的政府之间的分歧是何等重大，这种分歧标志了1948年—1958年这十年的时间。在这决定性的十年中，我为我们的政府——实际上也是为整个西欧——应对斯大林晚期的苏联而倾尽全力。显然，所有这些努力都彻底失败了，那时我原本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我学会了接受失败。1958年之后（里斯讲座最终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我放弃了这种努力，转而投入到学者生涯之中。那些年里，我孤独地抗争，反对西方对苏政策的完全军事化，但是有一点我是成功的，那就是避免了或者说可能避免了庞大的开支，避免了危险，避免了随之而来的冷战前景的恶化。这本该让我们处于更好的态势，而不必像现在这样，每天都面临诸多难题。这场抗争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最认真的传记作者，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前半段职业生涯中这番努力的意义，即我为战后立即到来的欧洲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别人很难意识到这些，我真是太难过了。
● 6月6日
约翰·加迪斯来访，我们留他在家里吃了午饭……
他今天来的目的是征求我的意见，他想马上开始撰写传记。在众多愿意提笔为我写传记的自荐者当中，我从来没有后悔选择了他。当年我在政府里供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战后那些年的外交状况。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人。他能将自己了解的全部状况叙述清楚，也能筛选出当年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至于说他是否有兴趣用同样的洞察力去挖掘我离开政府之后的学术研究和个人经历——个人生活主要记录在《生活随笔》中，政治和哲学观点主要集中在《崎岖山路》中——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比起其他传主，我想我是非常幸运的。
● 7月23日，索伦霍斯
我发现自己一直在问，继续写这种日记还有什么用处吗？
不过，我马上回答自己，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写下去。从个人方面来说，偶尔重温一下这种记录，就能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包括缺点、抱怨、有意义或者无意义的期望以及每天的变化，进而鞭策自己做得更好，以免走向错误的道路而一无所获。
● 8月27日，普林斯顿
通过哈丽特和出版商，我了解到《纽约客》的编辑（别问我是如何了解到的）对我尚未校对的书稿印象非常好，之前他们已经看过一部分，近期还打算派人过来，为我做一期“特稿”。这让我纠结起来。毫无疑问，我非常沮丧。依我目前这种状况，我能否接待这位编辑呢？当然不能。但是杂志社对我的新书这么感兴趣，这让我非常高兴，拒绝来访显然非常失礼。然而，接受来访就意味着，我必须在他到达普林斯顿之前振作起来，并尽可能地找回自己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