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5日
约翰·加迪斯要去耶鲁大学任教了，我猜他到了那里会很忙，也会更受到重视，更加开心。但对于我来说，我有点儿担心。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和他签订过一份简短的协议，我授权他做我的传记作者。我知道，这些年他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采访了我的大部分家人（除了克里斯托弗）以及与我关系密切的朋友，并且把这些材料收集到一起，我猜材料已经堆积如山了。但在此期间，我还没有发现他已经开始撰写传记的迹象。
我知道这没什么好意外的。很显然，他准备在我去世以后再开始撰写，根据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我本该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但我也意识到，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的地位和声望已经大不相同，由从前俄亥俄州小地方的谦逊学者成为今天享有盛誉的大学者。这一切都意味着，在这个国家里他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仅有学术界本身的压力，也包括来自媒体的压力，尤其是电视媒体，他们对素材的渴望永远没有尽头。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愿意肩负起撰写传记的任务。我担心他不愿意了，除非我帮他一个忙，现在立马死掉，好让他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在耶鲁大学开学之前开始写作——不，上帝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以后一直像今天状态这么好，就更不可能了），而且一定时间内，也未必有这种可能。
● 7月11日，索伦霍斯
新闻上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马德里举行了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批准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成为该组织成员国，这个消息让我极度沮丧。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们正经历着折磨人的飞行。我当然要公开表达我对北约批准这一举措的不同观点……
有人问，俄罗斯会怎样看待这件事？新的成员国加入北约以后，有哪些相应的工作要做？怎样才能确保与俄罗斯达成和解，向俄罗斯保证无须担心，北约东扩没有军事意图？
● 7月31日
在我的记忆里，过去的二十四小时是我最不开心的一段时间。
首先，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我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发生变化。身体、精神和情绪都在快速衰退。情况已经恶化到这个地步：除了体质退化以外，我的记忆和思维恐怕也无法再保持连贯了……
再加上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就是个插曲）悲伤和痛苦，昨晚成了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白天，我因为别的事打电话给玛丽恩·多恩霍夫，无意间提到波兰对俄罗斯的憎恨，这立即引起了她的强烈反应，我知道在某些问题上，她根本不同意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