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再也没有人把它看作“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被誉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名动中国企业史的荣德生……这些在不同领域改变了中国、影响历史至深的人物，他们几乎都是在小小的香港获得最初的灵感，仅仅凭这一点，香港也足以一直骄傲下去。
百多年前的香港明信片
“万木森森一草堂”
少年读史，即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做变法维新的准备。2008年3月我曾去广州寻访“万木草堂”旧址，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是大门紧闭，不得人内，只好怅然而归。“万木草堂”曾三次搬迁，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长兴里3号旧址，也是最早的一处，门前尚有一块“邱氏书室’’的旧门额。1891年，康有为就是在这里迈出r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梁启超就是他当时的得意弟子。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地方。由此进入历史的视野。康有为最初租下此地设馆授徒，名为“长兴学舍”，到1893年冬天，三易其址后才有了“万木草 ▲康有为堂”之名。1898年10月7日，万木草堂被封，藏书300余箱被焚毁。我为什么关心“万木草堂”？因为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每个人都不可能生活在历史之外。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与康有为、梁启超休戚相关，他们当年的作为、他们的思想都融入了历史之中，化作历史的土壤。正是那些参与创造历史的个体生命，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生命。他们不是教科书中一个个干巴巴的名字，他们与那些幸存的历史遗迹血肉相依，在相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寻觅他们留下的蛛丝马迹，后人可以闻到历史的气味，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与历史离得如此之近。
我曾想，近代以来广州曾多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改变了整个中国的走向，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作为标志性的旧址，至少包括：万木草堂、黄花岗、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今年仍生活在农讲所创造的时代。万木草堂也足以代表一个时代，它曾激起维新运动的浪花，推动了有声有色的戊戌变法，虽然功败垂成，乃至“六君子”人头落地。毫无疑问，康有为就是那个时候站在时代前列的人物，“万木草堂”则是他创造历史的支点，是他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平台。
拉开时间的距离，我们愈加能体会到“万木草堂”存在的意义。在危机四伏的晚清中国，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前，康有为敏锐地察觉到必须以新思维、新方法、新路子来回应时代的挑战，不变就是死路一条。从1888年他第一次上书光绪帝不成，到1898年终于等来“定国是诏”，这十年当中，他的许多时间、精力都耗在“万木草堂”。他的《孔子改制考》是在这里完成的，“万木草堂”的弟子中有许多人成了维新派的骨干，著名的梁启超之外，徐勤、麦孟华、汤觉顿等人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据弟子的回忆，康有为当年在“万木草堂”，不仅讲中国学术的源流，指导学生读中国古籍，而且引导学生读西方译本、声光化电等全新的科学读物，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把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要做的就是改变中国的封闭状态，从思想、文化到制度，开始新的探索。“万木草堂”成为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起点之一，就是源于思想上的求新、求变。以民间的力量推进新思潮，不仅是解放思想，而且要在制度层面有所创新，突破僵化的旧制度框架，向先进文明国家看齐，在制度上与它们接轨。尽管康有为身上有很多缺点，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但在戊戌变法之前，他作为新思潮的一个重要代言人是没有问题的，他以布衣之身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主张，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动、努力，这也是常人做不到的。他的思想创见和行动热情因此而感动过一个老大民族。
想想当年，在听得见海潮音的广州，在“万木草堂”，雄心勃勃、有大抱负的康有为，带着才华横溢的梁启超和其他年轻而有朝气的弟子，日夜探i寸新思想。发出变法的呼喊，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历史图画。昔日读梁鼎芬赠康有为的诗句：“万木森森一草堂”，我想象“万木草堂”是在一片树林之中。环境清雅，蓝布师生，胸怀天下，激扬文字。我在“邱氏书室”门前屋后徘徊，不见一棵树的影子，更不要说上百年的森森古木，心中未免有点失望。其实，培养了梁启超这些森森之木的“万木草堂‘周围哪怕没有一棵树•也完全无愧于“万木草堂”之名。
“覆巢几见能完卵”
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因为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现在的佛山市南海区），而被叫作“康南海”，戊戌变法使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同时也使他名垂青史。另有一位南海出身的历史人物张荫桓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因为参与那场功败垂成的变法几乎掉了脑袋，侥幸多活了两年，到1900年还是被慈禧太后下令杀了，《清史稿》虽然为他立了700多字的一篇传，但对于他的惹祸上身、惨死结局都缺乏翔实交代。
张荫桓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的从政生涯是从捐了候补知县开始的。因为能干，他受到地方大员的赏识，步步高升，进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使美国、西班牙、 A＄31胃秘鲁四年多，成为驻外使节中的佼佼者。回国后，他任户部左侍郎六年，翁同龢对他十分倚重，在日记里称许他“此人才调，究胜于吾”、“真绝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