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台湾“中研院”举办了一次以“文学与历史”为主题的会议。我写了《词学与世变的关系》一篇论文，并出席了会议。这一次会议，饶先生也参加了，我们又见了面。2003年，香港又约我去，那一年正赶上饶先生过生日，他们举办了一个饶先生的书法展览给他祝寿，我也去参加了这个展览，大家拍了很多照片留念。
2003年，饶宗颐先生把他几十年积累的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和书画作品，捐赠给了香港大学。以这批捐赠为基础，同年11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现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不仅成为香港大学著名研究机构之一，也逐渐成为全球汉学界学术交流的中心。同时，它还是一个寓私于公的藏书楼，里面的藏书向全世界学者开放。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将自己的藏书或著作捐赠到饶宗颐学术馆，并视之为极高的荣耀。
主持饶宗颐学术馆内学术研究的郑炜明博士和龚敏博士一直致力于搭建饶宗颐学术馆和我们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之间的合作机制。2009年，两个机构正式开展交流，互通信息。2010年签订学术合作意向书。2011年，郑炜明博士与龚敏博士还亲自赴天津，在南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我们一起见了面。
1993年4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主办了第一次词学会议。这次会议，重要的工作有两项，一个是清词书目的搜集整理，由林玫仪和饶宗颐先生、严迪昌先生、卢雄和先生四个人共同负责。一个是词学的专题研究，张以仁、林玫仪、刘少雄和我负责。张以仁先生写的是花间词，我负责晚清词论，这是他们研究院文哲所的“词学主题研究计划”。对于清代的词与词学，我本来早就有研读的兴趣，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可是那一年我的日程很紧，先到台湾参加文哲所的会，又到耶鲁大学开会，还到马来西亚开会，不久还接受了新加坡的邀请去教书。我在旅途中那么匆忙，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这么多的工作，我就跟林玫仪商量，请上海古籍出版社陈邦炎先生一起合写。还好，陈邦炎先生答应了我。我利用新加坡年底的短假约陈先生在北京见了一次面，商定了撰写计划，各自负责几篇，最终完成了《清词名家论集》。
陈邦炎先生的高祖陈沆是清代有名的诗人，他的伯父陈曾寿是近代有名的词人。家学渊源，所以他的诗词根底很好。他是1920年生人，长我四岁，现在已近九十岁了。1944年陈邦炎先生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做过记者、编译等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下放到干校劳动。1978年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第二编辑室主任，负责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和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他们出版的词学书籍很多，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词学研究的开展。陈邦炎先生学术根底深厚，尤其精于诗词，他写的诗词鉴赏文章也很好。退休后，还从事编辑和著述。近来陈邦炎先生精选了他自己多年来写的文章和创作的诗词，编成一册《临浦楼论诗词存稿》，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我在1979年回国讲学，南京师范大学的金启华教授向陈邦炎先生推介了我的《迦陵论词丛稿》，那时我还没见过他。陈邦炎先生看到我的书稿，觉得非常好，就向主管部门极力争取出版。为了出版我的《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还专门开了个会，研究我的这本书是出还是不出。因为那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很多观念还没有转变，上海古籍从来没有出过海外华人写的书，他们很犹豫要不要出。在陈邦炎先生的努力争取下，上海古籍首开此例。那时，我们就开始了书信往来。1980年，《迦陵论词丛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印一万册，很快就卖光了。后来，我跟缪钺先生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