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到图书馆去查书，自从认识了端木留学长，就常打电话烦他帮我借书，他总是在下班时送书来给我，有时候也坐下来谈几句。有一次天津校友会要我作一个讲演，我在讲演中引了晚唐诗人杜荀鹤的几句诗“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我把“若为容”一句解释作“教我为什么人而化妆呢”。端木学长听了讲演后对我说，“若”字还可能有一个讲法是“如何”的意思，这句可以讲为“教我如何来化妆才是呢”。我觉得他的说法很好，也知道了他有很好的旧学修养和诠释旧诗的能力。
后来渐渐熟了，就提到他过去的经历，原来他的一生很坎坷！大学毕业后在北京辅仁大学附中教过书，解放初期参军南下。1955年他因为对“肃反运动”扩大化倾向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部队受到了批判。1957年被打成“右派”，曾经被送到煤矿去劳动教养。解除劳教后没了职业，干过泥瓦工，管过食堂和仓库。难得的是，他在谈这些往事时是心平气和，一丁点儿埋怨的口吻也没有，而且觉得学会了泥瓦工，掌握了一种随身的谋生手艺，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1987年我将离开天津的时候，他写了一幅字送给我，于是我又发现他的书法功底也极好。
与天津辅仁大学校友合影，左二为端木留
当1990年我再来南开时，本以为会再见到他，没想到他竟然去世了。端木学长常说他自己身体很好，除得过一次牙病之外，平生连感冒都没得过。他的病来得很突然，据说他发现脑瘤症状时已到晚期，从出现症状到去世只有三个月。天津校友会的程宗明女士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写毕业论文时常常到图书馆去请端木学长帮忙查找资料，那时候他已经开始有视物不清和头痛的症状，可还是很热心地帮助她。程女士在说这件事的时候流了泪。她说：端木学长是个好人，我们不应该让一个这样好的人如此默默无闻地离开这个世界。她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后来我在天津见到了端木留学长的弟弟端木阳，他对我讲了他哥哥的很多往事。于是我对端木又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对他的去世也就更感到十分惋惜和悲伤。
端木阳说，他哥哥上中学时文、理、体育兼优，本来是准备学理科的，但由于看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就改学文学了。他同时考上了辅仁和师大两个中文系，两个中文系各有各的名教授，他哪头也舍不得丢下，在选择辅仁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两头跑着上课。在辅仁他每年都得到奖学金，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北京解放时，他正在辅仁中学教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好的职业。但他出于青年人爱国的热忱，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在部队担任文化教员和随军记者的职务，去过湘西，还到过朝鲜。他教部队学员写作总是从字词句讲起，力求给学员们打下扎扎实实的语言基础。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他还编了一部成语词典，以深厚的文字功底纠正了时人对一些词语的错误理解。如果就这样下去，他在政治上和事业上本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可是“肃反运动”改变了他的命运。在运动中，他因坦率地对运动的扩大化倾向提出意见而遭到批判，并因此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军籍，送到煤矿去劳动教养。但尽管如此，他也并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和进取心。在煤矿他学会了推独轮车，他的煤总是堆得最多，而且跑得比别人更稳，更快。但他从未说过在这几年中所受的身心摧残。他弟弟只记得有一次提到劳改生活时，他说过两句话，就是《红楼梦》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