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南的信：
想必你已知道海陶玮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哈佛大学有一个纪念仪式。今年秋天，我们哈佛的文理学院以及我和这里的同事，也准备举行一个纪念仪式，主要内容的重点是海陶玮先生学术成就和教学成就，我在这个纪念仪式上会讲几句话。你与海先生这两个非常有成就的高层次的汉学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如此紧密的合作，这在汉学研究领域内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我希望你就你们的合作写下几句话来，我在纪念会上讲演时用。假如你同意，请用电邮传给我，从我们上次见面已经好久不见了，我想你一定是一直很健康，你的研究也一直很活跃吧。
我的回信（一）
韩南先生：
我听到海陶玮先生去世的消息很难过，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五年前，我去康桥拜访他的时候，我曾经邀请他与卞太太夫妇一起吃了晚饭。通常我在每年圣诞节前后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上次我打电话没有人接，我想他可能搬到他的子女家同住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会突然去世。我会尽快把上一个世纪我与海陶玮教授长达十年之久的我们之间愉快的、成功的合作的经过写出来寄给你。我一切如常，现在还在南开大学教学，2月2日去台湾，4月初回到温哥华。
我的回信（二）
韩南先生：
我想你已经收到前几天我给你的电子邮件，我现在已经写下了我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的情况，供您参考。我是1966年在台北跟海陶玮教授认识的，那时我接受美国福尔布莱特基金的资助，准备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讲学。当时海陶玮先生是这个基金会的高级顾问，负责选择。他跟我面谈以后就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去，而且他安排我在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之前先去哈佛大学。后来他又安排我从1967年暑假到1968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一年多，他还要求我在哈佛再停留一年。可是我因为有其他的原因还是回了台湾。我在哈佛的那一年，他写下关于陶潜的两篇论文，我完成了两篇英文论文：一篇是关于吴文英的词，还有一篇是关于常州词派的。1969年，我接受了U．B．C．大学的聘书，但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仍继续合作研究，一直到1996年我们完成了这本书《中国诗的研究》。就像海陶玮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我们所注意到的问题就是关于对诗歌的批评，还有关于文学的传统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把中国的诗用另外一种语言完全表达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水准上，我们的翻译是与原诗非常接近的。我们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个翻译是恰当的，是可以让英语的读者更容易接近中国诗的一个成果。”最后，我要用1968年我在离开哈佛回台湾时给海陶玮先生写的一首诗结束这段话，这首诗我是用中文写的，是海陶玮先生翻成英文的。我一直记得我们在一起合作的那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