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跟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个两校互相交换教师的计划，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个研究东亚历史的教授，中文名字叫孔恩，被交换到台大来了。后来，密西根州立大学提出要把我交换到他们学校。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国。
台湾大学每年快放暑假的时候都有一个谢师会。1965年的那次谢师会，除了任课的老师，学生们也请了台大的校长钱思亮。就是在那次谢师会上，还没有入席，大家都站在那里签名，钱思亮校长来了。我从来都没有跟钱校长说过一句话，他一见到我就说：叶嘉莹老师我要跟你说个事，台湾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一项交换计划，每两年由两校互派一个教授到对方的学校讲学；我们台大已经答应美国明年把你交换到密西根州立大学，你要准备一下英语。
我本来真的不想去，可是我回家跟我先生说了，是他一定要我去。因为他在台湾被关了很久，他很想出去而又出不去，所以一定要我出去，我于是就同意了。但我的英语不好，因为我在初中二年级就遇到“七七”事变了，英语课都改成了日语课。于是我就开始念英文，当时我背的是《英语900句》，从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当时美国的福尔布莱特（Fulbright）基金会对一些要去美国任教的台湾学者，都要有一个当面谈话，英文叫Interview。这个美国基金会在台湾的负责人是台大历史系教授刘崇铉先生。1966年春夏之交，有一天下午，刘崇铉先生通知我参加面谈。那一年来台湾主持面谈的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主任海陶玮先生（James R．Hightower），面谈结束后我就走了。刘崇铉教授的秘书吴女士随后追出来对我说：今晚刘教授邀你和一些友人在他家中聚餐。
当天晚上我参加了宴会，海陶玮先生也参加了，我与海先生就有了更多交谈的机会。原来海陶玮先生在哈佛大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的，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所以谈得非常愉快。宴会结束我们告辞时，刘崇铉先生让他的秘书叫了一辆出租车，送我和海陶玮先生回家。因为我的家离刘崇铉先生家近一些，出租车就先送我回家，然后再送海陶玮先生回他的住处。从刘崇铉教授家里出来，海陶玮先生在车上对我说：如果我们邀请你去哈佛大学，你愿意不愿意呀？我想哈佛大学是那么有名的学校，能去看看也好，我就说我愿意。出租车到了我家我就下了车。第二天早晨，刘崇铉先生的秘书吴女士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海陶玮先生送我到家后并没有回他的住处，他让出租车又原路回到了刘崇铉先生家，对刘崇铉先生说，要请叶嘉莹去哈佛大学。吴女士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到底去哪个学校做个决定。我想哈佛大学当然也不错，而且当时台大有很多人都想出国，我想既然大家都想出去，我干嘛占着两个名额呢！不如让中文系再派一个老师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不是两全其美吗！
于是我就去见了钱思亮校长。我说我非常感谢学校给我的这个机会，可是现在哈佛大学也要请我去，不如把密西根州立大学这个机会让给其他的老师吧。钱思亮校长听了非常生气，说：我们这是去年安排的，已经跟密西根州立大学签了约的，就是要把你交换去的，怎么能临时换人呢！他说不可以，你一定要去密西根州立大学。没办法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海陶玮先生，我告诉他，我跟学校说了，学校不同意，因为是两个学校签了约，指定的是我，不能临时换人。这样，我就把哈佛的事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