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冬天，台湾已经开放了，当然对我也解禁了。于是台湾的几所大学邀我回去讲学，那是我离开台大将近二十年以后，第一次回台大讲学。当我去拜望台先生时，告诉他说我从施淑女那里偶然见到他的一些诗作，觉得他的诗写得很好，问他为什么不肯拿出来付印，他却一直呵呵笑着说：“我不会作诗，我不会作诗。”
在这次台大讲学的开场白中我提到了我刚到加拿大时所写的一首小诗，诗题是《鹏飞》：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馀生。
这首诗是说我当时被环境所迫，不得不羁留在海外，而且要用英语教书的那种孤寂的心境。第二天台大校刊刊登出这首诗。没想到当我离开台大前向台先生辞行时，台先生竟然把校刊上登载的我这一首小诗，写成了几个小条幅来供我检选。1990年秋天，我再次回到台湾，那时台先生已因病住入了台大医院。我第一次去台大医院看望他时，他还能讲话，对我说：“还是回来教书吧！”10月底我要去大陆开会，临行前我再去看望他，他已经在昏迷中。等我从大陆开完会回来，台先生就已经去世了。我终于未能在他生前，亲口告诉他我对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有着何等衷心的感谢。
等我看见台先生的女弟子、台大教授林文月为他整理出的诗稿时，那已经是他逝世以后的事了。就在我看到他的诗稿的前后，我还读到了台大另一位教授柯庆明写的一篇悼念台先生的文章，题目是《那古典的辉光》，文中竟然记述了台先生关于我的一段谈话，说当年邀聘我到台大任教，是因为看到了我“所作的旧诗词，实在写得很好”，所以“就请了她”。台先生的称赞，虽使我异常惭愧，但却也更增加了我对台先生的感念之情。如果在他生前我就能读到他的诗稿，而且知道他对我的诗词的看法，也许会使我鼓起勇气，去和他做一次有关诗歌的畅谈，可惜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1995年暑假，我到美国康桥哈佛大学与海陶玮先生编订我们合作出版的英文书稿，台静农先生的二女儿纯行女士也在康桥工作，她与我很熟悉，我们经常见面。9月初我就要返回加拿大时，她拿来一册台先生诗稿的手抄本的复印件，说他们兄弟姊妹希望我为这本即将出版的诗稿写几句话。本来我自己以为我并不是为这本诗稿撰写序言的适当人选：一是因为我亲炙台先生的机会并不多，对先生的平生所知不深；二是因为我也不是一个长于撰写序言一类文字的作者，不知该如何写起，不过我还是答应了纯行。我之所以答应纯行的原因：一是因为台先生曾经做过非常使我感念的几件事，但在台先生的生前，我却一直没有向他言谢的机会，内心中常有一种怅憾之感，想借着写这篇文字，或许可以做出一点补偿；二是因为我曾读过台先生《龙坡杂文》一书中所收录的他为友人们的著作所写的几篇序文，发现台先生为人写序，原也没有一定章法，而且说过“只因没有学过写序文，不知序文怎样写法”的话。台先生这么说虽然只是自谦的一句话，但也可见台先生性情通达之一斑，即使我所写的不合于序文的章法，想来先生有知也不会深责，只会付之宽容的一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