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十八人“不分首从，立决处斩”。至于任维初，“既无过犯，相应免议。”
任维初五月一日回县复任，一到衙，即声言：“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五月二十日，朱国治也到苏州，籍没所有案犯之家，“各家细软财物，劫掠一空。夫人及眷等，皆就狱。”“城中讹言大起，有言尽洗一乡者，有言屠及一城者。人心惶惶，比户皆恐。”民间有两种议论，一种是怨怪：“众秀才何苦作此事！”另一种认为：“都堂欲如此耳，何与众秀才事！”不乏因害怕而“远避他乡”者。[72]
案犯引颈受戮，时在七月十二日，场面甚血腥。当日一同处死者，有十案一百二十人。《丹午笔记》：是日也，十案共有一百二十人，凌迟廿八人，斩八十九人，绞四人，分五处行刑。抗粮及无为教案，斩于三山街，四面皆披甲围之，抚（朱国治）监斩。辰刻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土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73]
时人暗于诗中论之：“巧将漕粟售金银，枉法坑儒十八人。”“中丞杀士有余嗔，罗织犹能毒缙绅。”[74]可见当时舆论已知该案意在“坑儒”、“杀士”，经济案其表而文字狱其里。当代却有学者说：“一般士子家庭被追扑实与其缺乏基本的赋役知识有关”[75]，不解满清深意也如此。
九
奏销、哭庙两案，实为清初矛盾所必至者，纵不演于此时此地，亦终当现于彼时别处。那是一种很大很深的矛盾。可惜，经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历史，加以鸦片战争后中西矛盾的遮蔽或视线转移，我们国人早已忘掉抑或不知自己历史曾有那样重大的矛盾发生，而这正是眼下所论的由明入清之际“遗民现象”之内涵所在。
单纯看乙酉年下半年大批文人士子的殉国，或只看得见忠君与爱国；单纯看奏销、哭庙等案，或也只看得见满清作为异族统治者如何以铁腕平定中原，乃至只看得见朝廷与士绅、国家与个人之间一时的利益冲突。其实，这一切皆非要旨。以当时论，到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我们才能把要旨彻底地看透看清呢？我以为就在吕留良身上。最早（1936年）替吕留良编年谱的民国学者包赍，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凡研究近代史的人都不会忘了这位民族思想的重要人物吕留良。”[76]经他这样一讲，我才格外注意到要从近代思想史角度（而不简单地从文字狱角度）看待吕留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