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错如此之轻，而惩处如此之重，全不成比例。由此可知，“拖欠”之名，即便有一定实指性，却相当程度上是虚晃一枪。借奏销为由，制服江南并狠煞士夫风气，才是满清的“百年大计”。我们曾讲过，中晚明时代，传统君权独大局面，日益被新崛起的士夫（知识分子）领导权分其秋色乃至削弱，这种势头，不惟见于朝堂，亦见于社区基层之日常生活，而在文教最发达的东南一带尤为显著。此趋势对于中国所固有的传统君权已大为不利，对于以异族而入主中国的满清则更为不利。
随奏销案而后续出现的严重辱躏士绅现象，大大超出了追收钱粮的范围与需要，而更清楚地显现当局的真实意图。时人于私人通信中，描述亲眼所见的惨状：江南奏销案起，绅士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见吴门诸君子被逮过毗陵，皆锒铛手梏拳，徒步赤日黄尘中，念之令人惊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旋闻奉有免解来京指挥，洒然如镬汤炽火中一尺甘露雨也。[70]
“令人惊悸”是关键，当局想要的大抵在此。而当时汉族知识界对于奏销案的深刻用意，其实了然于心、洞如观火。《景船斋杂记》载，福建考生崔殿生“素志欲谒孔林”，他趁去北京“入对”之便，造访曲阜孔府：圣裔（孔府继承人）密语殿生云：“暮秋八月，陵（孔氏陵墓，即孔林）中哭声动天地，百里尽闻，三昼夜而止，其吾道将衰乎？”比顺治辛丑八月，遂起奏销之祸，罪及孔氏，殆先征耶？[71]
故事未必果有，虚构可能性大；然而，不在事真，而在叙事中透出的“舆情”——亦即士林普遍认为，奏销案明里整顿赋税，实质则是整治知识分子。
与奏销案相穿插，又有哭庙一案。哭庙与奏销，有关联、有区别。关联为俱因钱粮而起，幕后黑手都是朱国治。区别是：一、哭庙案仅限苏州一地；二、士绅首先发难；三、死了人。
话说顺治十七年底，苏州府吴县来了一位新任长官，名叫任维初。初来乍到，就很强势，威风八面。说：“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攸关。国课不完备者，可日比，不必以三、六、九为期也。”打破常规，天天追讨，不惜大棍伺候。皂隶若打得轻些，会遭责骂。被打者如因疼痛出声，“则大怒，必令隶扼其首，使无声”。每个受责者，鲜血淋漓，难于立起。不久，有一人竟然当场杖毙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