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问题，当局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软的一手，即以科举相诱。这一点，与蒙元不同，或者说吸取了蒙元的教训。孟森先生指出：“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洩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则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59]任何时候，总有利欲之徒，清初自不例外。《柳南续笔》录有一首讽刺诗，即反映这类情形：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60]
夷、齐即伯夷和叔齐，他们“耻食周粟”，隐首阳山。诗中借这典故，嘲笑在科举诱惑下轻弃初衷的“遗民”。对这些渴求功名的人，当局此手颇能奏效，以致后来还闹出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南北二闱的大丑闻。
矢志不渝者也并不少。对他们，软的不行，则“继而严刑峻法”，“以刀锯斧钺随其后”。[61]这方面的情形，尤见于东南一带。盖因彼处既为明兴之地，同时，立于乡绅—民间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再组织情形，或者说以士夫为中心的新型领导权，发育最充分。为此，满清在那里重拳频出，屡次制造大案、惨案，以期摧毁当地的知识分子集团。其荦荦大者，是“奏销”“哭庙”两案。
“奏销”一案，发生于辛丑年（1661），标志是正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的一道谕令。所谓“奏销”，是国家财政工作的一个内容，即每年征收钱粮，据实报部奏闻。康熙这道后称“奏销令”的旨意这样说：谕吏部户都：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那借口民欠……[62]
孟森先生说，从表面看，该谕“固亦整顿赋税一事，非不冠冕”[63]；但内涵哪里是表面那么简单而堂皇，否则，有清一代不至于讳莫如深，“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无人能详举其事者，以张石州（清中期大学者张穆）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谱》中，不能定奏销案在何年，可见清世于此案之因讳而久湮之矣。”[64]《东华录》内仅存上述上谕，“官书所见止此”，其他记录一概抹掉。而“私家纪载自亦不敢干犯时忌，致涉怨谤。今所尚可考见者，则多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65]。这就难怪张穆距此事不过百年，却连它发生年月都已不能确定。
“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是不是事实？的确是事实。不过在它前头，却先有别的事实。董含《三冈识略》：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杂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荳、马车、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铅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