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相携赴义的情形，除友朋之间、父子之间，亦见于师生。
刘宗周不但为明末名臣，更是儒学一大宗匠，世称念台先生，所创蕺山学派，门生众广、硕学辈出。他死后，诸弟子于康熙年间为刻遗著凡四十卷，卷前列《蕺山弟子籍》，叶廷秀、祁彪佳、熊汝霖、陈子龙、周鏣、陈洪绶、黄宗羲、魏学濂、张履祥、陈确、仇兆鰲、万斯同、毛奇龄……如许卓砾英才，悉列蕺山门下，豪华夺目，令人屏息。
《甲申朝事小纪》：
顺治二年五月，王师下江南。六月，下杭州，潞王常淓降。宗周方食，闻报，推案恸哭，自是遂不食。有以既谢事劝者，宗周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不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可以死，犹可以不死，主上自弃其社稷也，尚望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身不在位，不当与土为存亡耶？”[20]
和夏允彝一样，他也谈了关于死的决定和思考。北京之变时不死，是因一身无现职，二尚有望于中兴；南京之变时不死，是因朱由崧自弃社稷，未足为之放弃国家的希望；如今，杭州亦降，国土沦亡，身何所托？可以看出，他的决定冷静而有条理，是一步步推究而来，故而无可动摇。他于澄明的反思下，以内省者的安详，去完成毕生最终的求义：“出辞祖墓”，从西洋港跃入水中，水浅未死，为人扶出；之后开始绝食，绝食二十三天，仍未死；继而禁水，连续十三天滴水不沾，其间“与门人问答如平时”[21]，闰六月八日，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