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点名的降臣，情形并不一致。像吴梅村，虽然归附却悔意颇浓；像洪承畴，则并不三心二意，始终着实用命。对此，朝廷本当采取不同政策，区别对待；结果一视同仁，洪承畴虽“鞠躬尽瘁”，也仍然落个“贰臣”下场。所以这么搞，乾隆倒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当时为了得中国“开创大一统之规，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如今，“事后平情而论”，则叛变行径不能鼓励，而要“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
这样，有关洪承畴其人，就形成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他所投靠的一方，后来在不屑、鄙夷中将他一脚踢开；而他所背叛的一方，后来反而对他赞赏有加，认为可以名留青史。
此即历史功利的一面，或者实利地对待历史而取的态度。雍正讯问吕案，振振有辞批判吕留良对于反清复明执迷不悟，也是从实利角度讲道理：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9]
尔等莫非是睁眼瞎？比之前明，大清带来多少实惠、好处，“三尺之童亦皆洞晓”，你们怎么就看不见呢？
假如历史只有实利一种角度，道理肯定都在雍正和清朝一边，吕留良那种人和事也会从地球上销声匿迹。然而，并不只有这种角度。对于实利这一面，吕留良辈未必瞧不见，甚至未必否认。他们不一定不知道清朝的“好”和明朝的“不好”，就事论事，他们或许可以承认雍正所指出的并不差。就此大概用得着围棋里一句话：“胜负不在这里。”雍正所提质疑，与反清义士胸中所抱苦闷，不在同一层面。雍正觉得，大家有好日子过，岂不就万事大吉，还抱怨什么？反清义士却认为，“好日子”不表示一切；“好日子”之外，有更值得重视和追求的东西。
二
因而发生“遗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