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法律也保护妇女主诉离婚的部分权利，如“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意思是说，丈夫若没有能力赡养妻子，妻子有权利离婚；“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丈夫离家三年未归，妻子也有权利离婚；“被夫同居亲属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听“，妻子被夫家亲属性侵犯，也有权利提出离婚。这是前所未有的法律对女性离婚权的承认。
不过古代毕竟是男权社会，离婚需要丈夫写一道“放妻书“，作为法律上的凭证。唐宋时代的“放妻书“写得非常温文尔雅，来看一道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盖闻伉俪情深，夫妇语义重，幽怀合卺之欢，念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共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求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械恐舍结，更莫相谈，千万永辞，布施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年×月×日×乡百姓×甲放妻书一道。
这不是某一个读书人写的“放妻书“，而是流行于敦煌一带民间通用的“放妻书“样本。夫妻好聚好散，相离不出恶声，正是文明的表现。
说到宋朝的女性，许多人都会想起“缠足“。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缠足始于宋代，并被宋朝理学家推波助澜，从缠足可见宋朝妇女深受礼教压迫云云。但实际上，缠足并非发端于宋，唐朝时已经出现了缠足的风气，有诗为证：温庭筠《锦鞋赋》：“耀粲织女之束足“；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从唐至宋，缠足只是流行于上层贵妇和妓女群体的风尚，社会绝大多数的女性是不缠足的。另外，宋人的缠足，指的是将女性足部缠得纤直一些，叫做“快上马“，并不是明清时代那种变态的“三寸金莲“。
缠足的兴起，也跟宋代理学家毫无关系。我们在宋朝的理学著作中找不出任何支持女子缠足的言论。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理学家是明确反对缠足的。元代笔记《湛渊静语》说：“宋程伊川家妇女俱不裹足，不贯耳。后唐刘后不及履，跣而出。是可知宋与五代贵族妇女之不尽缠足也。“程伊川即北宋大理学家程颐。程氏家族直至元代，都坚持不缠足。南宋的车若水在他的《脚气集》中也提出，“妇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痛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缠足陋习的控诉。提出控诉的车若水可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再传弟子。
大体来说，宋代的缠足风气，只是出于上层社会病态审美的产物，跟西欧的束腰、今日的隆胸时尚差不多。到元代时，才出现了性别压迫的意味。如元人伊世珍的《琅环记》称：“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帏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但在宋代，妇女并不受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