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懂了。也不再言语，默默地拿马连绑开了黄瓜秧。又看了几天菜畦，红卫兵就回了北京。
阴历九月初四，他回到的村里，刚过十月初，村支部书记就唤了他去。“咱村是灾区，没打多少粮食。如果你回北京，那儿还能要你吗？“
“我咋回来的？是让红卫兵押回来的。“孙耀庭理直气壮，“我得来红去白，说清楚，咋来的还咋回去——还让红卫兵送我回北京！“
“红卫兵一去就是俩，一路的吃喝、路费都得你掏，担负得起吗？“
“没啥，只要搞清问题，我全部负责。“孙耀庭一口咬定，就是要回北京，不再给村里添累赘。
僵持了没几天，村里派了一名文革主任和一名二十多岁的红卫兵，将他又原封不动地送回了北京。从西直门火车站下了车，他们径直奔了广化寺。
正好那天是星期天。他们进了广化寺，刚刚下午三点多钟。李光正在大殿里与人谈话，守大门的老人向他汇报说：“孙耀庭让红卫兵押回寺里来了。“
“啊？“李光有点儿意外。
“您瞧，我回来了。“孙耀庭径直进了殿。
“你先吃饭去吧，“李光对他说。“晚上在食堂吃就行了。“
“不啦，“孙耀庭说，“我们在火车上垫补了点儿，只要庙里能收下我就行啊。“
说完，他去鼓楼后边请两位农村红卫兵吃了一顿卤煮火烧。星期日，寺里无法办公，只好坐等，让民政局拿个主意。星期一，他们又去天主教宿舍找到了李光。怕说话不便，孙耀庭等在外边，由村里的红卫兵与李光商议。李光态度明确：
“让他回来吧，要是再晚几天，我就让人给他往家乡寄衣裳去了。这不，天凉了，他一回来，也省得我们去寄啦。“
“孙耀庭搁村里的那些行李，可咋办呢？“
“他是我们寺庙的管理人员，你们连一块手绢也不能扣下，都得还给他。“
于是，孙耀庭被决定留在了寺里。他二次回村，不过身份变了，牌子摘了，作为北京寺庙管理人员到村里的大队部，取回了全部行李，他又重返北京。
可谓一次奇异的“遣返“。他这次拉回了整整一个三轮车的行李。寺内的人们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