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亚洲周刊》：回看国共六十年*
问：近十年来，国史（党史）研究的状况如何？还有哪些限制？
高：有几本重要的资料性著作出版，如《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建国后部分），也使用了较丰富的史料。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是很重要的成果，资料很丰富。再比如杨奎松利用档案资料对“镇反“运动进行的实证研究，沈志华运用了中、苏等方面的史料，对50—60年代中苏、中朝关系所做的研究等。还有一些在海外出版的著作，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杨继绳的《墓碑》等。其他的研究成果，印象不深，其中有一些是重复性的研究。
有关研究的“限制“问题：现在如果研究明代的城墙或鼻烟壶制作工艺，那是完全自由的，也会得到国家资助，这毕竟和现实没有任何联系。
问：回看过往六十年，你觉得历史的迷雾是否已经基本拨开？有哪些特别值得当下的中国人关注，去汲取教训？
高：这要看怎么理解。大的方面，都有研究者涉猎了，是否深入，还远远谈不上。例如：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2月至7月这半年就没搞运动，这在毛时代是罕见的。8月，毛就在北戴河重提阶级斗争，发起反击。这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已知的是，有刘少奇对“三自一包“的默许，有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对大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平反，有对香港电影的进口等。现在我们还知道，在这半年中，一些省开党代会，有的同志就在会上直接要求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我想这些省的党代会的事对毛肯定会有影响，而过去我们的研究者就从来不注意这些问题。
再譬如，“革命“是我们在过去那个时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革命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回头看六十年前那些人们，当年他们是以什么的态度来接受或适应生活方式的变化的？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上海一些资本家痛哭流涕，有些人甚至向政府提议，将南京路改名为斯大林大街，幸而上海市政府没采纳他们的意见，否则以后又要把路名改过来。这件事也说明，当年的革命是如此深入，逼得这些见多识广的上海资本家实现了嘴巴革命化或超革命化了。
学历史是否会汲取教训，这是很难说的。我们读史写史，往往着眼于“鉴往知今“，但是人类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忘性大，事实上，我们人类很难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所以还是余英时先生说的对，学史读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或者说，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教训中丰富人性，增长智慧，从而提升公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