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那个年代只有文科和理科的选择，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人都感觉文科的危险，我不是不愿意去学理科，可是我在“四人帮“时代只读过两年初中，而且学校天天搞运动，几乎没正经教过学，高考时，我没去考数学，我的数学成绩是零分，但我的文科分数很高。数学是零分怎么去考理科呢？当时中学的数学叫做“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没有今天这样的数学的概念，而我们进历史系的时候专业也没有像今天分得那样细。我选择历史学是因为我自己对中国近代史更有兴趣，更为具体的细分是在研究生阶段。当时仅仅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没有系统地想过这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社会可谓是“冰河解冻“，社会开始苏醒，也充满了很多希望。虽然有很多限制，主要来讲那还是一个苏醒和开放的年代。对于物质没有太多看重，人们互相传诵的是《人民日报》当天又刊登了什么文章。放在今天可能很难理解。
时代周报：根据我以前读文史哲书籍的经验来看，有一些学者以占有资料为荣。我看《革命年代》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在写作中非常热心地向同行推荐新材料，我记得你提到苏联解禁史料、地方档案与台湾资料。
高华：我不太了解你说的情况，所以也不好评论。每个人研究的方法和心态也只有了解以后才能去评价，不过这也不是很特别的例子。过去有你说的这种现象，但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在接触到了比较有意义的史料，还是愿意与同行进行分享或将新书告诉大众。历史学是非常强调实证的学问，很看重材料，有的朋友可能会在掌握这些资料后，觉得这些材料对于自己是非常有用的，于是就会有你所说的那种现象。
时代周报：你也是以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历史？
高华：我们并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角度去分析历史。或许当年也有别的选择或是更好的选择，但在两者之间很难把握。我们不可以用今天的观点来要求1949年以前的选择。虽然在1949年可能会有其他的选择，而那些选择为什么最终又没能被选择，你可以去研究。
时代周报：你很留意一些大叙事中不被提到的人物，比如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女性。而且你所谈到的共产女权主义问题也会涉及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