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是最困难的治理领域之一，因为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自身的能力和偏好，而且还要考虑其他许多国家的能力和偏好。我们会犯两种截然相反的错误（且经常如此），这些错误都和错觉这个问题相关。我们会低估自身所面临的危险。在20世纪30年代末，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时，我们认为大西洋和太平洋将作为两个巨大的战壕，庇护我们免于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震撼使美国人意识到自己无法置身事外。
然而，冷战期间，我们常常过高地估计了某个区域的重要性，认为全球各个角落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都是同等和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陷入越南，以不愉快的结果收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共产主义者接管越南南部的政权15年后，我们赢得了冷战。这主要归于该政权的经济无效率。如今美国公司利用廉价的越南劳动力，在那里生产运动员的服装和球鞋。
因此，美国外交政策面临一个双重问题：（1）一个常常反抗我们影响的杂乱的外在世界，（2）美国民众和政府对于使这个世界有秩序不感兴趣或不想投入。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像凯南那样的外交政策的明智实践者，极力主张冷静、理智和耐心，避免情绪化和极端。军事力量有时是必要的，但应该谨慎使用，因为战争的后果常常带来一个权力真空。
我们最近在自身的外交事务上已处在一个情绪化和易怒的时期。这已经导致过于简单化和无法预料的后果。不管在外交政策辩论中你站在哪一方，恐慌或绝望通常很少是正当合理的。我们这一代人在冷战的恐惧中度日且有时还反应过度。如今我们意识到，我们常常会获得胜利。目前的威胁并非微不足道，但我们一定不要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形式感到恐慌。不论如何，它是有可能要衰退的，因为它无法把食物端上饭桌。
经典论述 ◇ 修昔底德关于战争的论述
恐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摧毁了雅典。一位被革职的雅典将军修昔底德，变成一位思考这场战争中所犯错误的历史学家。“随着雅典权势的上升和斯巴达对此的恐惧，“他写道，“战争开始变得不可避免。“漫长且残酷的战争使双方都陷入了疯狂。希腊文明由此倒退了一大步且再也没有完全复兴。政治论述开始被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