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机构，即使有了新的国土安全部门，也未作好充分的准备来抗击恐怖主义。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依然在沟通上存在困难。打击恐怖主义十分棘手是因为它处在战争和犯罪之间。它像战争一样具有很大的风险，但它又和犯罪一样十分扩散，更像是一团迷雾。打击恐怖主义常常以“战争“的形式出现，但那样太简单了。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国家，不能被另一国入侵。它需要一支介于军队和警察的力量，比如具有语言技巧的、运动极为灵活的SWAT团队。
好消息是伊斯兰的恐怖主义已经有了消退的趋势。现在，穆斯林神职人员开始谴责它的暴力行径，尤其是因为它的残杀行为使穆斯林成为主要的受害者。穆斯林内部产生分化：逊尼派鄙视什叶派。“基地“组织是一个严密的逊尼派穆斯林恐怖组织，杀害了众多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正如伊朗人所察觉到的，伊斯兰教没有经济计划来保证大家都有饭吃。一些以前支持基地组织的人转而反对和谴责基地组织的谎言与极端主义。时间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2001年“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坠毁客机在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图片视角是穿过布鲁克林大桥。（Reuters/ Sara K.Schwittek/Landov）
分裂型 分裂型暴力——有时是原生型冲突的产物——目标是要实现相关群体的独立。从1983年到2009年，斯里兰卡北部的泰米尔人为分离而战斗，6万多人遭到杀害。20世纪60年代末，伊博人曾试图从尼日利亚分离出去建立他们的新国家比夫拉，但他们在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中被打败了。孟加拉人1971年成功地从巴基斯坦分离出去，建立了他们的新国家孟加拉国。20世纪90年代早期，为了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克罗地亚联合波斯尼亚攻打塞尔维亚。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想要建立自己国家，这一举动加剧了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人的独立斗争。
革命型 革命型暴力旨在推翻或取代现政权，例如伊斯兰教徒（见第3章）想要接管穆斯林国家并把他们变成信奉正统派的人。一些像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都受到地下伊斯兰运动的暴力威胁。1979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索摩查推翻，同年伊朗国王垮台，还有接着的哥伦比亚游击队战争，都是暴力型革命的例子。直到最近，中美洲和南非还有革命型暴力的情形。梅登将此归结为“反革命“暴力，即保守的群体对革命性努力的抵制——例如，哥伦比亚“自卫力量“制造的屠杀。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0年和1980年波兰对自由化运动的镇压，也应归于这一类。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地方，共产党成为反革命的保守力量。
政变型 政变通常是为了反对革命、腐败和混乱。一般来说，政变几乎总是军事性的，尽管军队通常与关键的文官集团有联系并从它们那里获得支持，就像1964年巴西的政变那样。大多数政变并不卷入过多的暴力，至少在一开始时是这样的。军队的坦克包围总统官邸，总统被迫辞职并通常流亡，然后一位将军作为总统接管政权。但是，当军事力量仍感觉到反对时，它会在合法的屠杀上变得疯狂。约有3万阿根廷人在1976年的军事接管后“消失“，许多人被活生生投到海中喂鲨鱼。在1973年军事政变后，智利军方至少杀害了3 000人。自1954年的政变以来，小国危地马拉的军事统治者就因怀疑左派而杀害了近20万人。在拉丁美洲，政变之后的反革命恐怖行动比革命所进行的任何事情都要残忍。
如果一个国家发生过政变，那么就存在下一次的可能性。一些国家陷入军人专制主义（praetorianism）之中。1932年至今，泰国发生过18次政变，有11次成功了。巴基斯坦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发生过4次政变，最近的一次是在1999年。按照目前的动荡局势，新的政变很有可能在两国再度发生。政变的发生通常是因为政府的文官机构——政党、议会和行政部门——是软弱、腐败和无能的，从而给军队留下机会来接管或处理混乱。
问题型 还有一些暴力不适合这些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由某一特定问题所引发的暴力是一种兼容的类型，并且常常不像其他类型的暴力那样具有致命性。反对全球化示威、2010年希腊和法国组织大罢工抗议紧缩政策以及警察殴打少数民族青年引发的骚乱，都是问题导向暴力的例子。一些失业和饥饿的巴西人有时会抢劫超市。1976年，南非索维托镇的黑人学生抗议在学校里必须学习南非荷兰语，警察为此枪杀了数百名学生。在问题型暴力和革命型暴力之间可能有一条细小的分界线——如果问题严重且警察残暴镇压的话，那么对某个问题的抗议就会演变为革命。
所有这些类型——人们还会想到其他的——界限都是模糊的。有些情形不止符合一种类型。有些以一种类型开始，而后升级为另一种类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对其二等公民地位的抱怨成功地促使阿尔巴尼亚政党、抗议者、地下组织、暴力以及武装叛乱，使得科索沃在1999年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高度发达的国家，能够完全免于某种暴力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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