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在20世纪的中国，《东方红》这支歌曲曾经传唱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央电视台1998年春节晚会推出的主题歌《走进新时代》中，有一句歌词就是：“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在这里，《东方红》显然是被当作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象1995年留影1987年，公木参加《东西南北》创刊五周年纪念征。近年来，关于这首歌的词作者的问题众说纷纭，引起人们极大关注，其中也常常有人提到您的名字。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公木：《东方红》本是陕北民歌，它的产生和流传，多歧说，难定论。我只说说我参与的和知道的一些情况吧。 1944年冬，我同孟波、刘炽、于蓝、唐荣枚四人一起到绥德地区闹秧歌、采风，曾采录到葭县移民队演唱的《移民歌》，后来收进我与何其芳同志于1945年夏秋间共同编注的《陕北民歌选》一书。这支歌当时在延安偶能听到，但并不流行。1945年10月底，鲁艺师生60余人为基干组成的东北文艺工作团由延安出发到达沈阳以后，几位团员才取《移民歌》第一段，略加修改，又增添了三段，成为一共四段的一支歌，题名曰《东方红》，曾在一个剧院里演出。
参加这次编写的有王大化、李江、谢廷宇、刘炽、天蓝、雷加等，由我执笔，歌咏指挥是刘炽同志。据我所知，这是《东方红》首次正式与群众见面。后来，在传唱过程中由群众改变成为三段，逐渐成为日后流行的《东方红》歌曲。
至于“大救星“的说法，表现了陕北农民朴素的阶级感情，同《国际歌》中“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原是矛盾的。当年在沈阳演唱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未加修改，就原样传播出来了。这责任应该由我在内的东北文工团的一些同志来承担。作为陕北的农民，无论是谁，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歌颂“他是人民大救星“，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说以后成为了“玉牒金书“，那是始料所不及的。
高昌：“续成三叠的东方红“是您对中国革命史的一个特殊贡献，《八路军大合唱》以及建国后的《英雄赞歌》，在当时的斗争生活中也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社会作用。我在这里把话题局限在政治和历史的范畴，是想小心地回避对这些歌词进行艺术上的评价和议论。坦率地说，我担心它们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虽然这些歌词作品带给您的声望可能比您的诗歌要大。相反，倒是您的《我爱》、《难老泉》，直到最近发表的《人类万岁》等诗歌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今天的青年诗友的重视和喜爱，您老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公木：对于我写的几首歌词，不好单独“进行艺术上的评谈和议论“。它们是“歌词“，是音乐的一部分。“声为乐体，诗为乐心“。它的生命在音乐方面。
第五十八章（2）
1990年，重回延安宝塔山你说，“担心它们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应该分别看待。《八路军军歌》随着抗战的胜利，“八路军“番号取消，也就停止唱歌了，这实际自然的；《八路军进行曲》却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看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它还不会被淘汰的。
至于“局限在政治和历史范畴“，我想没有什么文艺作品，当然任何诗歌、以及任何歌词都在内，没有不“局限在政治和历史的范畴“的，想突破这个“局限“，如同提溜着自己的头发要跳离大地，办不到。我看《我爱》、《难老泉》更不在话下，它们能够有永久的生命吗？《人类万岁》亦然，呼喊“万岁“，正以其“万岁“不了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