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新年刚过，这篇论文出现在《当代文艺思潮》杂志。引起轩然大波。由于当时一位领导将徐敬亚的文章定性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事情变得异常可怕，在基层，吉林省的“讨论“力度尤其重大。已经不是“同志“的他所在的单位领导让他写一篇检讨，修改多次通过后，徐敬亚发现这检讨被正式发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很快，《文艺报》、《诗刊》、《文学研究》等报刊全部进行转载。在驳斥《崛起的诗群》的会议上，公木为了替这篇稿子说一点公平话，不得不中断发言，在台上吃心脏病的药……与来访的舒婷等合影
第五十二章（4）
一年多以后，一个新的诗歌浪潮席卷而至。《当代文艺思潮》再次向徐敬亚约稿。他于是写了《圭臬之死》一文。谁料这篇文章竟导致《当代文艺思潮》最终停刊。诗人王燕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位负责人在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最后谈到培养接班人时说：我们培养的有的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那个写了《圭臬之死》的青年，就是我们的掘墓人嘛。这个掘墓人就是徐敬亚。“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徐敬亚和王小妮迁往深圳，198５年1月3日，他们致信公木说：“一直等到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消息时，再给您写信，但一直不能最后得到安定。半年来波波折折……目前我们已基本定下来。争取明年回长春搬家，接老母……。吕贵品同我们情况类似……。我们首先的忧虑是兴奋中心——创作。小妮正写散文集，我和贵品已寄了一些诗。同时对新型大学生诗作尽快熟悉。我们三人状态较好。86年我订了一百元书刊。虽然工作忙仍尝试古文人的生活滋味，我们会逐渐战胜与内地隔绝、文化人的荒漠和文化人的贬值的观念。没有人恭维，没有高尚的地位，也不会感到空旷，做个普普通通的文人，可能是新社会角色需要。听胡昭信说，您去北京检查，是良性疾病，我们这才放下心来，望您不可过急，每天用1至2个小时看花观草散散步，不会耽搁您的计划，要压抑一下紧迫感。其实世间上的事，常常不是那么紧急。遥远祝愿只有通过信作宗教式虔诚的表达。小妮向您问好，已经几年没到您那小屋去坐坐了。坐，说什么呢？什么也别说。需要什么国外药，只要写详细，一定尽力弄到。在我们遇到的世人中，哪里还见像您这样的好人！……祝身体总是好！问吴师母好！“从字里行间，可以想见几位诗人在深圳创业的情怀和他们师生之间的感情。
1997年8月1日，公木逝世一年多之前，他忽然想起了徐敬亚和王小妮，随手写了这样一首奇怪的诗：
“烟说戒就断，身有痒不挠，斯人多内向，慎莫与深交。此徐敬亚语，王小妮说的。初不以为然，也许有道理。“
2002年5月，王小妮、徐敬亚夫妇专程从深圳到河北省辛集市的公木墓前拜祭。并参观了这里为公木设立的纪念馆。临别的时候，徐敬亚泼墨挥毫，用极具特色的左手写下“赤子之心“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他说：“当年公木老师为我们诗社题写了赤子心，现在，我把这几个字还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