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间，胡宗南报经重庆军委会同意，在西安正式成立了“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作为陕省组训民众的最高领导机构，以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兼总指挥，但蒋从不过问，胡宗南以驻军首长身份兼任副总指挥，实际主持之，胡宗南之下，陶峙岳任参谋长，彭昭贤任副参谋长，梁干桥任参谋处长，蒋坚忍任组训组长，唐奇任总务处长。后来在其下设两个区指挥部：一个是商、同区指挥部，以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任总指挥；另一个是彬、洛区指挥部，以第十六军军长董钊任总指挥。“战干四团“的大批学生被派遣到各地任乡、保长与指导员。胡宗南通过这个组织庞大的机构，更公开地与更大量地插手、干预地方行政工作，任免地方行政人员，从乡、保长直至县长，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陕、甘地方行政的控制。参见沈云龙等：《征战西北--陕西省主席熊斌访问记录》，刊(台北)《口述历史》总第2期。
筑起“防共长城“（4）
为了与中共的宣传活动相对抗，胡宗南与陕西省当局以西安为中心，创办各种报纸刊物，重要的有《西北文化日报》《抗战与文化》《文化导报》等，编印多种反共书籍，如《延安归来》《延安剪影》《延安实况》等，进行反共宣传。对一些叛变中共的理论家，如叶青（任卓宣）、柳宁、刘一宇（刘仁静）、丁逢白、张涤非等，胡宗南将他们迎养在西安，让他们写文章，办刊物，专门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批判。
第三，在1939年底，侵犯“囊形地带“，参与发动了第一次国共军事摩擦高潮。
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千里封锁线上，在陕、甘交界处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地区，形成了一块向南突出的地带--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胡宗南及其部属习惯地称这块地带为“囊形地带“。这块地带一直使胡宗南坐卧不安。因为在胡看来，这块地带的五县不属行政院划定的陕甘宁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中共非法霸占；更为重要的是，这块囊形地带位于洛川侧后。插入国统区，向南可进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向西可威逼甘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胡宗南一直想夺取这块战略要地，并可将从宜川到固原的封锁线拉成一条直线，节省许多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