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他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学生。校长江平、党委书记解战原看在校友面上对我照顾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断刊登我照片的编辑正是同年从北大分来的校友查海生，以后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诗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殉诗。
扭转我教书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学，也是同一年从北大分到政法大学教书的沈红，她对我“痴迷的摄影癖“大加赞赏，建议我去投考新华社摄影部。与此同时，我考中了《中国青年报）国际部。当时该报正筹办《青年参考》，负责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两级的师兄，同一个系的学生主考，我自然在应试者中稳拔头筹。但我最终放弃了《中国青年报》，因为我更想当“横行世界“的摄影记者。我的同学穆晓枫当校学生会秘书长时，我给他当过记者，由于痴迷摄影居然还当选为校学生会优秀干部。他与我同学四年，坚信我有从事新闻事业的勇敢诚实，而且生来一张直肠子驴才有的大嘴，最适合去新华社。
新华社摄影部一大帮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毕业生，先民主后科学，最终面试犹如王八瞅绿豆。一位姓谢的副主任还随手送我一只三条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励。主任徐佑珠则一再把我投放到灾难、探险、暴乱乃至战火之中。
我以行动敏捷不畏刀剑日夜工作独家新闻而屡受社长褒奖。后来才发现社长郭超人竟是《精神的魅力》中“顺“走北大一把钥匙的北大学长。此后徒步长城、可可西里探险、秦岭追熊猫、神农架找野人处处离不开北大前辈。
1990年12月，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我单枪匹马经伊斯坦布尔、安曼闯入巴格达。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神态凝重，正在屋顶上画五星红旗以防挨炸，对我的贸然前来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东语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个中国人的生命负责。海湾危机以来，郑大使已组织上万人马经约旦回国，而我却逆人流而入给大使添乱。我现在仍保存着一张摄自巴格达西北鲁特巴的照片，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大弹坑旁，站着大使郑达庸、武官曹彭龄（东语系毕业）、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毕业）。
曹彭龄将军不仅北大毕业，还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将军虽为武人，可著作颇丰，这也许是家学渊源所致吧。战争中曹武官对我处处照顾，源于北大民主科学教育传统，我们关于战争态势的分析也较为一致，忘年的管鲍之交至今令我心醉。
战时跨国界流动采访，除人地生疏语言障碍外，战时法规、新闻审查、散兵流弹都会使孤身一人的记者陷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