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常逻辑补救手段的第二次打击
劝导的模式
欧洲的核劝止
不对称的核劝导
无论我们根据不适当的线性逻辑制定的目标，或是根据适当的冲突的目标来对出现在大战略层次上的结果加以说明，把这些结果说成是“最终“的，只意味着它们标志着战略在其横向和纵向中的相互作用已经完结，这时所有的外部联系都已在各个军事层次上留下了各自的影响。因为战略逻辑的运动永无止境，至少对那些在该逻辑运行机制中生存下来的人来说是这样的，所以一切结局，包括正式缔约的胜利和失败，都仅是暂时的结果，它们注定还要发生变化，而变化恰恰是结果引起的反作用造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大战略层次上在正常情况下出现的结果，即与战争相对立的“武装劝导“的结果，并不因为没有荷枪实弹的武装冲突而失去其实质意义。事实上，武装劝导就是实力，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国家从军事实力中获取的那部分国力。
虽然最初引入武装劝导这个术语是与核武器对世界政治的奇特影响密切相关的，但它却与暴力有一样悠久的历史。如果使用暴力的人不企求依靠暴力获得好处，而被施加暴力的人又不惧怕暴力的危害，暴力便毫无用处了。正如我们所知，我们需要这个新的术语，以纠正忽略普遍现象而只强调其一个方面的政治和文化偏见。武装劝导与“威慑“(或“劝止“)的关系，就相当于总体力量与防御力量的关系。介绍完总的概念后，我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武装劝导的各种形式了。劝止是力量的消极形式；劝行是力量的积极形式，表现于敌人被迫按我方意志行事，或规劝朋友保持友谊，以便在危难之际得到我方的武装援助。
劝行可以用于敌友双方，劝止却只能用于敌人，而且总是用敌人自己的行为对其进行劝止。劝导的意义不在于保持某种武装力量，而在于用这种武装力量引起他人的反应，使他们做出的决定可以带来所希望的结果。他人在做决定必须依据他们的判断和感情，决定也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世界观，其中包括对面前的武装力量的看法，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及其情景的预测，以及对他人使用武装力量支持或打击他们的可能性的估计。把某种特定的武力说成是“威慑力量“(或“威逼力量“)，意味着可以通过保持那种武力达到劝止的目的。这种说法混淆了主体和客体，会引起极大的误解，所谓的威慑力量其实是被动的客体，而要影响的一方才是有知觉的、主动的主体，它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受别人的劝止。 [ 注：该术语早就使用，1940年5月以后部署在前沿基地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便被明确地说成是一种“威慑力量“。然而，太平洋舰队本身并不比其它任何力量的慑止作用强。日本人不仅拒绝接受太平洋舰队的劝止，反而向这支似乎威胁着他们的东南亚入侵计划的部队发动攻击。虽然长期来在用语上不很严格，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珍珠港事件上得到很多教益，后面还要讲到这一点。 ]
实际的和潜在的军事力量的看法可以产生劝导作用。由于对战争持续时间的设想不问，对国家进行战争动员所需的经济和人员实力的估计不同，产生出来的劝导作用可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可能低于实际情况，也可能根本就产生不了任何劝导作用。例如，50年代流行的看法认为：美苏之间的战争将从一开始就是核战争，而且战争持续的时间将会非常短暂，这种看法使美国本来可以依仗其大大优于苏联的工业动员能力而拥有的劝导力受到削弱。从那时开始，苏联的军事政策越来越强调为进行持久的非核战争进行准备， [ 注：苏军结构方面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苏军重新建立了由高级司令部控制的炮兵部队，其目的在于提供昂贵的非核火力。参见附录Ⅱ。 ] 而美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却每况愈下，偏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又得到了人们的确认，这真是具有双重的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