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富强军转民（2）
在丁日昌把美商旗记铁厂买过来之后，李鸿章把它原来的名字改为“江南制造总局”，称此系“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其实，如果深究一下，李鸿章把原来的厂名改成江南制造总局可能还有其他的意义。这明明是座兵工厂，它的英文名称即“Kiangnan Arsenal”（江南兵工厂），但他却不像此前办的“洋炮局”、“军械所”那样，名正言顺地给工厂冠以军工之名，其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洋务”迟早要突破“求强”的“军工”范围，进入“求富”的“民用”领域，这种认识极为超前。他明确写到军工只是目前的救急之用，因“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而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于民用以“求富”：“臣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此时的李鸿章，俨然成了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预言家。他预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当时连恭亲王和曾、左、李等实权人物为直接挽救清政府而创办这类官营军工企业都如此阻力重重，连他们此刻尚且无权创办生产民品以求富的企业，根本无法想象民间可以用大机器生产日用品谋利。而李鸿章却认识到大机器是“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而且民间必然要用机器生产以“自求利益”且官方无法阻拦这一历史趋势，确实识见深远。他之所以能有此认识，因为他认为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其中的道理应是中外共通的，只是以前“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复”。而“天下至奇至异之事，究必于本于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则推之必不能远，行之亦不能久”。
最后，他再次借陈廷经折提出自己的洋务思想：“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等均超过“外洋之俗”，只有机器技艺不如西方。而“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中国文化是“全体”应该为“本”，西方技艺是“偏端”应该为“末”，所以学习机器制造并不会伤害中国之本，不必担心“中学”之“本”会因此受到伤害。这就是洋务派对反对学习西方机器技艺的顽固派的回答和反驳。
另外，此折中有一小段又提到天津设立机器制造局之事，他仍是在应付朝廷。曾经在1865年5月，京城受到捻军严重威胁，清政府要李鸿章帮助天津设厂但被他找理由拒绝。但随着捻军的发展，清政府在津建厂心情更加迫切，于是接连发出几道上谕，一再索要李鸿章在上海、苏州等地办厂的部分机器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要李鸿章和丁日昌一同“赴天津开局”。对此要求，李鸿章还是拖延敷衍，实际决心机器与人员均不外放。在此折中，他仅承诺将“厂中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津”，同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接着他又声明：“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仍是行拖延之计。不过随着职位的变化，后来他对“津局”的态度又大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