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问：“谈判的门还开着吗？”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门是开着的，但是要看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台湾问题而定。”至于其他问题都是枝节问题。
随后中美双边关系的外交舞步总算迈开了，伴奏的和观看的是巴基斯坦总统、大使和罗马尼亚大使。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华时，捎来尼克松总统的话，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派出特使首先会谈的建议。中国方面立即作出反应，通过巴基斯坦大使又转告美国政府，中国等待美国特使的到来。12月16日，尼克松又通过巴大使向中国返回信息，无论台湾问题是否成为会谈主要内容，美国都愿意谈，只是希望中国方面作出时间安排。中国方面又通过罗马尼亚大使转告尼克松，欢迎他本人访华。
就在此时，毛泽东约见斯诺。12月18日，两人共进早餐后一直谈到午时1点结束。见面寒暄后，两人讨论了关于个人崇拜、计划生育、中美关系，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对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无论在什么国家和地方都有，没有一点崇拜不行，就像斯诺作为记者，如果没人推崇他的报道文章，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但毛泽东又明显表示对文化大革命和对他个人的崇拜感到不满意，想结束“文革”，更讨厌“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只剩下一个教员就行了。因为自己是当教员开始的，现在也还是当教员好。
当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他不喜欢民主党，比较喜欢共和党，欢迎尼克松上台，因为他较少欺骗性，硬的多软的少。而且如果尼克松想到北京来，就请你捎个信，叫他偷偷地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谈得成也可以，谈不成也可以。并且毛泽东又分析了尼克松的心态：他不会秘密地来，一定会大吹大擂，而且尼克松的目的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毛泽东说尼克松暂不会来，但在1972年上半年，美国举行大选之时，他将会派人来。他自己则舍不得放弃蒋介石和台湾，可能不会来。但当他想通以后，我们欢迎他来，他自己提出要当面谈，“我愿意和他谈”。尼克松“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
毛泽东对尼克松的分析后来被证实了。但当时毛泽东要求暂不发表他与斯诺的谈话，只发表周恩来的谈话就可以了，到一定的时候再发表他的谈话。因为中国方面正在考虑美国人入境的办法，要让左、中、右各派美国人都来中国访问，不会很久，也许一个美国特使要来北京。
斯诺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那儿获取了最准确的信息。他问自己：
“为什么要让我得知这类消息呢？”他联想1936年进入陕北后，也是周、毛把消息告诉了自己，就是希望通过自己传递出去。想到这里，他知道自己在中美间起着特殊的联系作用，负有特殊的使命。
1971年2月初，斯诺结束了对中国访问，又一次打破了他自己所预定的访问计划，原定3个月，现在已是6个月了。斯诺从香港返回瑞士，他感到疲惫不堪，他需要休息，理清思路，准备写作。这时他儿子可帮了他很大的忙，回绝了那些想从他父亲这儿获取有关中国方面消息的记者们。
斯诺顾不得自己疲惫、多病和虚弱的身躯，立即投入资料的整理和写作之中。当《纽约时报》向他索取文章时，他立即发出稿子。然而出乎意外的是，《纽约时报》突然决定不刊登斯诺的这篇关于周恩来谈话的文章，其理由是该刊没有那么大的篇幅。实际上是该刊不愿接受文章的观点，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观点。这使斯诺火气直冒，过去积压在心中的愤怒一触即发。多年来，他不能为美国所理解、接受，被迫背井离乡，为的是什么呢？自己不就是想让美国人抛弃成见和偏见，更多地了解别国政府和人民吗？可得到的回报不仅是自己本人而且还包括自己的著作和文章的被拒绝。斯诺气得骂人了。洛伊丝说道：“这么多年，在华盛顿不被接受，不予承认当做桥梁，也不予任何重视，这次是最后一次全面否定。”“他所经历的一切就是：与迪安·腊斯克的屈辱的会见；当中国方面认为他是一个能给华盛顿带去基于实际的某些启示和思考时，而美国方面却任意地把他抛在一旁置之不理。”她也索回了准备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北京城市风貌的报道。
尽管如此，斯诺锲而不舍，就像飞燕衔泥，点点滴滴地筑巢，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作不懈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中美友谊之桥奠基了，桥墩立起来了，就要铺路面了。3月份，美国《新共和》周刊同意刊登斯诺与周恩来的会谈纪要。紧接着，在4月份，中国方面做出了惊人之举，邀请在日本参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进行友谊赛。美国政府批准了。正如人们后来知晓的“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策略，成功地沟通了中美关系。斯诺抓住这个机遇，立即发出他与毛泽东的会谈纪要。美国《生活》杂志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打了一个擦边球，刊登了斯诺与毛泽东的会谈纪要，并配以中美乒乓球队比赛的照片。“乒乓外交”与“尼克松作为旅游者或作为总统访华都可以”，传遍全球，美国政府方面再想秘密进行已不可能了。
7月16日，尼克松在电视网亮相，发表了电视讲话，他正式宣布，基辛格已秘密访华归国，中国方面正式邀请本总统访问中国，他已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斯诺为中美关系的和缓而高兴，他的努力工作有了实际成效。
3. 迟到的春天
中美之间长达22年的冰河开始流动了，然而为了化解冰河，斯诺却经受了22年严寒的磨难，他已精疲力竭了。严寒将过，春意来临。斯诺却已不能享受这迟到的春光，他已身患绝症——胰腺癌，将不久于人世。这位长时间单独沟通两国关系的和平使者，在两个大国关系开始新的一页时却要离去；两国关系正常化却要以他的死为开始，这简直是残酷的不公道。
病魔早已缠身，斯诺却不知晓。他总感到疲倦，浑身乏力，到疼痛产生时，还以为是风湿关节炎之类的病，他顽强地坚持着。因为他要赶写《漫长的革命》，同时还要接待应接不暇的来访者，尚有许多许多想要做的事。
自从尼克松电视讲话后，斯诺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约稿、电话采访的都来了。50年代以来，一直不为美国人接纳的斯诺，现在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问题权威。《西行漫记》一再被印行，再度成为畅销书。美国人真是摸不透。斯诺说“乒乓真了不起，现在美国也感到吃不透、吃不够了”。
斯诺的家简直成了大使馆。他不得不请邻居帮忙接听电话，拆阅雪片似飞来的信件。有的人想通过斯诺的介绍去访问中国，有的想通过他把中国的音乐家请来，有的想办中美体育赛事或医疗交流，不一而足。斯诺对他们的要求的回答一概是：“我没什么影响，也无能为力。”世界各大报刊前来预约，在尼克松访华时，请斯诺代表他们，为他们提供第一手报道，并许诺“将不惜一切代价”。
斯诺已感到身体明显不行了，坐在打字机前不到20分钟，腰部就剧痛难忍。他还以为是疲劳过度所致，便去海滨作休假旅行。没想到回家后疼痛仍无减轻。正好洛伊丝也病倒了，医院检查为肝炎，所以斯诺误以为自己也患了肝炎。一检查，结果是胰腺癌导致肝脏严重肿大。无奈之下，斯诺于12月住进瑞士洛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结果导致癌细胞加速扩散。斯诺已无力行走了，尼克松与毛泽东历史性的会见，他是不可能去报道了。他原想先于尼克松之前赶到北京，报道这历史性的一幕。
手术后，斯诺的病情虽然恶化，但他精神稍好一点又惦记着他的《漫长的革命》。提纲已拟好，但他体力却日益难支，力不从心，他已不能写作了。此时，朋友们来了，玛丽·希斯科特等前来帮助他整理资料，洛伊丝也停下自己的写作全力帮忙。斯诺口述，她们笔录，有时斯诺硬撑着起来翻阅笔记、资料，写上几句，实在不行，他又口述，让家人录音。斯诺决心利用有限的时间写出最后一本著作，报道他在中国的见闻。
尽管病痛难忍，甚至昏迷，但一旦苏醒过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看电视，听广播中的新闻，特别是关于中美关系最新发展的消息报道。他自己不能看时，就请家人读报。他多么希望亲眼看到中国与美国握手言和，结束冷战，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的那一刻呀！是的，虽然不能亲临现场，即使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或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也是对自己莫大的安慰和奖赏啊！
斯诺在与死亡搏斗。癌症晚期患者感觉上的痛苦，身体上异常的羸弱，加上抗癌药物强烈的不良反应，使他与家人处于绝望之中。世界各地的朋友来了，来看望病重中的英雄。有的为了不惊扰他，只是隔着玻璃窗看看，安慰和鼓励其家属，并主动提出帮忙，然后悄然离去。但斯诺一再拒绝他夫人和亲友的劝告，不同意将病情告诉中国朋友。洛伊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写信给斯诺的老朋友马海德，请他为她丈夫动手术，挽救他的生命。马海德急了，立即把消息告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并立即复信要斯诺到中国来治疗。
中国政府及斯诺的老朋友们闻讯后心情十分沉重。中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十分关切，立即派出医疗小组赶往瑞士抢救，医疗小组以马海德为组长，挑选了精干、技术一流的人员，他们是中国有名的治疗癌症专家、著名的麻醉师和护理专家等。他们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计划抢救成功后立即把斯诺带回中国治疗。瑞士政府也没有打算要求斯诺按惯例办理出境手续。
1月26日中国医疗小组乘飞机火速赶往日内瓦机场。他们下了飞机，立即驱车前往斯诺住处。中国医疗使者的出现，使斯诺夫妇异常激动。斯诺惊喜地要从床上坐起来，马海德立即让他躺下。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告诉斯诺：“中国政府、毛主席、周恩来派来了医生和护士，来探望你。”斯诺听后兴奋得笑着说：“谢谢！你们来得真快。现在陆军、海军都齐备了，只差空军了。”他对领导人的美好心意表示感谢，但他又说：“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医疗组成员与斯诺亲切交谈后，立即到斯诺的书房去商讨治疗方案。此时的斯诺，由于癌细胞在腹腔内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恶液汁严重，食欲严重下降，他的体质已无法支持近20小时的高空飞行了。为此，医疗小组立即向北京报告，要求改变原计划，实行就地治疗方针。北京方面同意了。马海德告诉洛伊丝：“我们已准备在北京把医院改作为你们的家，但现在只能把你们的家变成医院了。”北京方面指示就近的驻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医疗队抽调两位医疗人员增援。于是，斯诺的卧室被布置成病房，他的书房变成了药房和医疗器械室。医疗组6人分成两班，日夜守护在斯诺身边。
为了挽救斯诺的生命，减轻他的痛苦，医疗组的同志想尽了办法。马海德与斯诺夫人一起为斯诺制定食谱，有时还有中国饭菜。当斯诺能张口吃的时候，医疗人员会心地笑了。营养支持疗法起了作用，斯诺精神稍有好转。医疗组所带医疗器械和药品不够，便设法租用和购置，从世界各地买来珍贵的药品，对斯诺有用的药应有尽有。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夫妇每天驱车往返于伯尔尼到日内瓦的高速公路上，有时一起陪着斯诺，彻夜守护。大使馆还专门为医疗组安排了三辆专用车，随时调用。
中国医疗人员体验到在重病中的斯诺仍然是那样的顽强，具有异常强烈的责任心。在生命垂危时刻，他仍然想着还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没有写完。斯诺常常问马海德：“你们对我有什么计划？我什么时候可以写作？”马海德强忍悲痛，不得不瞒着老朋友，对斯诺说：“你会好的。当春天到来时，你就会重新提起笔来的。”这给病中的斯诺以很大的安慰，他可以重新写作，多好呀！
斯诺性格坚强。晚期癌症的巨大痛苦，常人免不了呻吟。但斯诺从没有叫喊过，即使痛得彻夜难眠，也从不出声，他不想给医疗组人员增添麻烦。他在去厕所的几步路上即使气喘嘘嘘、周身颤抖、虚汗直流，他也坚持自己上厕所，不允许任何人搀扶，他抗争着，直至昏迷。斯诺坚强的毅力，使医护人员心里油然而生敬佩之情。只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他又表现出爽朗豪放，是一个笑对死亡的人。他愉快地与医疗组人员交谈，似乎忘记了他是一个垂危的病人，完全沉浸在友谊的温暖之中。
斯诺的病情逐渐恶化，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受共产党中央和政府的委托，在去纽约的途中，专程从亚的斯亚贝巴绕道前来探望斯诺。当黄华来到斯诺床前，握住他的手时，斯诺霍地想要坐起来，他认出了黄华。黄华说他带来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宋庆龄先生的亲切问候。斯诺对黄华、马海德说：“哈哈，咱们三个‘赤匪’又在一起了。”斯诺竟然高兴地笑出了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亲切谈话了。黄华与马海德已禁不住眼睛湿润了，他俩为即将要与老友分别而痛心疾首。
病魔无情，斯诺已出现肝昏迷合并消化道出血。2月14日晚上8点，交接班开始了，但全体医生和护士都没有离开。洛伊丝知道情况不妙，心情沉重呆若木鸡似地站在斯诺床边。两个孩子也沉默无语守候在一边。医护人员进行最后的抢救，但不幸的时刻还是来临了。2月15日凌晨2点16分，斯诺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与世长辞了。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为失去了可敬的人而悲伤流泪，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而悲痛。
医疗组人员为斯诺洗了澡、整了容，给他换上了整洁的黑色高领毛衣、褐色西装长裤和淡蓝色的晚礼服。他们从屋外采来了所有的鲜花安放在斯诺遗体周围。斯诺安详而庄重地仰卧在花丛中。
洛伊丝泪流满面，拥抱和亲吻了中国医疗组的每个成员，深情地说：“用金钱是买不到医生的眼泪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了我们。虽然你们在斯诺的病体上没有作出什么奇迹，但是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减轻了他的痛苦，让他庄重地离去，这本身就是奇迹。”“过去我经历过许多事情，但是印象最深的是你们在这里的表现。相信我的子女也会从你们认真忘我的工作中受到教益。我们感谢中国人民的支持。”
斯诺，这位勇敢的使者，一生牵情传谊的友好使者，已经走完了他艰难而坎坷的道路。他逝世在尼克松正式访问前三天，遗憾的是他想在电视上看到尼克松与毛泽东握手，看到中美建交的历史性画面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时值中国旧历年大年初一，噩耗传来，毛主席、周总理、宋庆龄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悲痛不已，他们先后给斯诺夫人及子女发出唁电。2月1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追悼会上，陈志方大使宣读了中国领导人的唁电，斯诺的家庭医生戴蒙德先生及友人韩素音女士、马海德、沙布里等人致悼词，赞扬了斯诺的光辉一生。
毛泽东主席的唁电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周恩来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象征……对这样一位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宋庆龄说：
“斯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的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也举行了追悼仪式。在日内瓦郊外的约翰·诺克斯、纽约市的联合国教堂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一些地方，分别举行了追悼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