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偶尔也允许政治热情注入像个性的存在这样严肃的事，但就连在政治问题上和他意见相左的哈兹利特也客观地承认，司各特在自己的小说里表现得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理智摆脱了宗派狂热和成见，他力图向读者转达一种对人性的一切不同表现的宽容态度。“他的作品的总和几乎是人的全部天性的再版”，哈兹利特说。他认为司各特和莎士比亚一样，“比自己的名望更为伟大。”如果说瓦尔特爵士参加过政治斗争，那也完全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之一：或者是他的祖国的自由受到威胁，或者是国家遇到像解放天主教少数派那样的问题时所面临的严重危险；在后一种情况下，司各特站在辉格党一边——形势对他说来是不希望看到的和不愉快的，但是站在将要倒塌的大厦前——不是勇敢，而只是发疯，而司各特懂得，早在国会辩论开始前，争取解放的斗争在国内舆论中已经取得胜利。
他相信，只有威灵顿公爵才能拯救国家。当获悉首相和罗伯特·皮尔爵士打算满足天主教徒的要求时，司各特建议洛克哈特在《每季评论》上制止一下骚塞，因为骚塞极端仇视天主教，而时代要求和解。使自己的托利党朋友们更为不安的是，司各特甚至出现在群众大会上，提出决议草案支持天主教徒，而当国会宣读爱丁堡支持天主教请愿书时，他的名字受到热烈的欢呼。
但是，司各特还是尽可能地和政治保持距离；1828年和1829年他要操心和张罗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除风湿病外又加上了冻疮——这是一种儿童常得的病，据司各特推测，接踵而来的还会有其他儿科疾病，如麻疹或风疹：“惟一的希望是，牙齿可能重新长出来。”接着视力逐渐减弱，饮酒后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今天我的代理人和我一起吃午饭，我们喝了一瓶香槟和两瓶红葡萄酒。要是在过去我就会说，对于三个人来说，喝得太少了：和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洛克哈特。但我感到喝得太多了，觉得不舒服。”除了这一不好的征兆，还加上头疼，医生要给他拔火罐。他镇静地忍受了医生想出的这一折磨，结果拔火罐很管用，所以他没有想到，小病是中风的先兆。
接踵而来的这些疾病使他变得极爱因小事发火：“安娜又超支了。
和她争论也没有用。她每次都发誓改正，要像我希望的那样遵守诺言，但她老是做不到。无论如何应该教会她节省些。”詹姆斯·巴兰坦也使他生气。首先印刷商不喜欢他的新小说《盖厄斯坦的安妮》。这部小说的一部分情节发生在瑞士。詹姆斯公正地指出，作者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司各特反驳说，他去过苏格兰山区，看到过图片上的瑞士风景：“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认为，他变成地质学家了。否则他何必担心我歪曲我的雾中美人应出现在上面的那个瑞士悬崖的形状呢？”司各特明白，他的创作力衰退了。当他在手稿上写下最后一个句点时，他自己也憎恶这部书了。1829年4月29日他写完了这部小说以后，立刻坐下来写关于苏格兰历史的条目，这是他答应为百科全书写的。这个条目的前几段他觉得不行——“但我什么时候对自己满意过呢？即使在别人对我满意的时候？”
《盖厄斯坦的安妮》于1829年5月出版，在英国受到欢迎。小说以描写瑞士风景开始，这看来应归功于卡尔·贝德克出版的导游书，而情节本身则取自历史材料。司各特少年时对巫婆、术士、魔鬼和幽灵的喜爱一直保留终生：他的最后作品之一是《关于鬼神学和巫术的信》。在《盖厄斯坦的安妮》里出场的有形形色色的迷信、幻影、秘密团体、地洞、不祥的仪式、神秘的失踪及其他种种对于头脑未成熟的人来说引人入胜的戏剧性花招，包括可以降落的吊门和恶教士。这一切在晚于司各特进入文学界并且不及他的其他作家的创作中曾多次出现，而且写得比他好得多。
詹姆斯·巴兰坦不喜欢司各特的新书，这可能是由于他的家庭不幸。
1829年2月，詹姆斯的妻子去世了。他感到失望，于是到乡下去，一直闷闷不乐。司各特提醒他：“当人们决定诱惑基督时，撒旦想出的第一件事是把他带到沙漠去，”工作才是医治痛苦的最佳药物。但在灾难面前詹姆斯沉溺于宗教，而这就等于沉溺于酒瓶：借酒浇愁愁更愁。
老朋友肖特里德和丹尼尔·特里等人去世了，他自己的病加重了，他已经不能聚精会神地工作了。“我的思想不肯走上轨道，”——他自己这样给自己的状况下结论。银行家威廉·福布斯爵士之死切断了把司各特和青年时代的爱情相连结的最后一根线索。“漫长的一生中我们的友谊始终不渝，他的善良是无穷无尽的，”关于威廉明娜的丈夫他这样写道。儿孙们的陪伴对孤苦老境是一种安慰。但当年轻一代从阿博茨福德离去时，这反而加深了他惘然若失的感觉：“家里……安静下来了，就像在墓穴中一样。听不到孩子们的声音。他们一直以欢快的叫喊声充满各个房间，但现在他们的声音消失了。这样的空空荡荡使人忧伤，我怎么也恢复不到我平时固有的精神状态。忧郁向我袭来，我无论如何也驱散不了，况且整日下雨，不能出外散步。”
1829年10月，做完一天工作后，看上去十分健康的汤姆·帕迪在桌旁睡着了，从此再也没有醒来。对司各特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主人这样喜欢汤姆，每次回到阿博茨福德都感到特别高兴，预先琢磨着和自己忠实的助手在一起的滋味。司各特向老朋友休斯太太倾诉了自己的感情，她是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区神甫的妻子：“我对这可怜人已如此习惯，以至现在大有失去手足之感——他一直随时准备代替我的手和脚。我要是想砍树，拿着斧子的汤姆在哪里呢？我要是遇到艰难的上下坡（您知道，我在散步时这是常有的事），再也没有汤姆有力的臂膀来扶我一把了。把汤姆埋葬在梅尔罗斯修道院墙边。坟墓上头立了碑，司各特为它想好了合适的墓志铭：“对安息在这里的人可以托付无数财富，但只能托付少量的威士忌。”但是，按照当地的风尚，最后决定只镌刻简短的碑文。
司各特对债权人的工作进展顺利，他又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人了。
1829年6月凯德尔着手出版“宏篇巨著”，开始每年出一卷。司各特一生中第四次创造了畅销书作者的纪录：从来还没有一位作家的全集有过这样大的发行量。第一卷《威弗利》）25000册在两星期内全部售完；接下来的几卷需求量也不小，于是凯德尔向作者宣布：“过去一切图书商业的成就与此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但就在胜利的最辉煌时刻，命运准备给予司各特最后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