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克制就像是一种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因为如果长期装作情绪良好，就会变成真的。”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忏悔性的话：
“最近两三天我的神经有些不大正常，常常因为最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强烈激动起来；黄昏的美，夏日微风的轻轻吹拂引起了我景仰的眼泪。应该更多地散步，振作精神——放纵这样的感情是毫无意义的。”
风湿病不允许司各特参加需要使体力感到紧张的散步和游玩。他曾经喜欢过这些。他指出有这样一天，他第一次自觉但不自愿地作出妥协，取消了这类活动。那是在按照惯例会见布勒—埃达姆俱乐部成员时，这批人有90人之多，从1816年起直到司各特去世，他们每年夏天都在金罗斯最高特派员威廉·埃达姆家聚会。这次会见从星期五一直持续到星期二，其中两天用来游览附近的古迹。小说《修道院长》中对利文湖周围地区的描绘当源自这类游览。1827年6月，这一伙人来到圣安德鲁斯城堡，当大家都爬上圣鲁尔塔时，司各特决定留在下面：“我在不知什么人的坟头坐下，想起我第一次游览圣安德鲁斯的时候——那是34年前的事了。从那时以来，我的感觉和我的命运变化有多大！——有时变好，但更多的是变坏。我记起了我当时在城堡大门旁边的岩块上刻下的名字，并问自己：为什么它仍然使我的心激烈地跳动？”
由于触景生情，这么多年前刻在岩块上的这个名字1827年秋天又在他的思想感情中复活。他从珍妮·斯图亚特夫人——他青年时代的、也是最深情的恋人威廉明娜的母亲那里收到了友好的信件；威廉明娜本人已安息在墓地多年了。司各特决定11月去爱丁堡时去看望珍妮夫人。他请求凯德尔给他找一处体面的住所，只要求有带抽水马桶的厕所，没有臭虫。凯德尔谈妥了租下山德维克街6号的房子。司各特非常喜欢这所房子，后来每次因高等法院的事务去苏格兰首府之外，他都住在那里。
司各特前去看望威廉明娜的母亲。结果他和她都流下了眼泪。后来他又到她那里去，“回忆往昔，像老傻瓜一样心软了，只会通夜抽泣和反复念诵那些诗句。这是忧伤的事情。土地使人想起亡故者，时间倒退了30年，使我彻底感到迷惘；我就好像一头被追赶的鹿一样，脾气生来温和，现在却变得暴躁可怕。”他再一次让这位老妇人有可能排解忧愁：
“中午时分我动身到不幸的D.S.夫人那里去谈谈过去。我没有把握，重提往日的悲苦是不是一件好事或者有益的事，但看来这能使她把埋在心底的痛苦说出来，就是说为她作一次精神放血。对我来说过去的事已摆脱了，并已成为神圣的回忆：忘是忘不了的，不过关于它的记忆却不一定会引起痛苦。”
他关于拿破仑的书所获得的成功，使每一个有理由夸耀和伟大的名字有亲缘关系的家庭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希望司各特用自己的笔使这个名字永垂不朽。他不得不拒绝一个又一个要他为各种人物写传的建议。
“我天生对世人毁誉漠不关心，从未允许自己因巨大成功而自我满足，我有能力面对这一切而不眨眼……他们是不能忘记的。我戴过桂冠。”
他把这一切记入了《日记》，这时，他的历史学家的名声将因另一部著作而得到巩固，而这部著作不仅比他近来任何一部小说都好，而且受到读者热烈欢迎。1827年12月，《祖父的故事》第一集出版了。
这些《故事》受到广泛欢迎，其第二集于1828年问世，第三集于1829年发行，关于法国历史的第四集于1830年出版。司各特写这些故事是为了消遣，也是为了献给小外孙乔尼·洛克哈特。小家伙的孱弱身体老是使父母及外祖父极为担心。1827年夏，洛克哈特夫妇住在波托贝洛；司各特每隔一天去看他们一次，和全家一起吃饭，带乔尼在岸边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似乎对孩子有益。当例行的一次开庭结束后，全家便迁往阿博茨福德，患有脊椎病的乔尼可以在那里骑骑波尼马。外祖父每天都带他到树林里去散步。那时他就讲苏格兰的历史给外孙听。司各特感兴趣的是，所讲的内容孩子能听懂多少？司各特也喜欢《故事》：“哪怕让全世界都知道也行，我对它们的评价是高的。此外，在历史方面，我准备和任何人比一比高低。”关于《故事》的成功，他是在得到消息说《拿破仑传》第一版几乎全部售罄之前不久得知的；两条新闻加在一起，引起了他的消化不良：“我弄不明白，我的感情和我的肠胃状况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但一切使我兴奋的事情都引起我的黄疸病，于是我便感到不舒服。”不过《故事》的广泛成功似乎应该对他的身体状况有良好的影响：监护人收到红利十分高兴，允许他留下全部利润“作为日常开支”。
1827年《日记》的记载最后是以乐观的调子结束的：司各特不仅巩固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成功，而且在12个月内给债主们带来约4000英镑，因而监护人同意购买他的小说的版权。这意味着最终可能着手实现康斯特布尔的宏伟计划——将司各特的全部小说和诗歌作品重印，作为带插图的丛书，并附上作者本人写的自传性前言和历史注释。康斯特布尔于1827年7月去世，因而他的构想的全部利润都落进了凯德尔以及“詹姆斯·巴兰坦公司”的债权人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