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基辛格在南越军队几乎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情况下重新安排了与黎德寿的秘密和谈。他声称这次和谈是冷酷无情的。一点也不奇怪，在北越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他们决不愿意停火或妥协。基辛格中断了谈判。
基辛格回国后，黑格乘直升飞机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他去见尼克松，这表明黑格的地位有所变化，他已不再仅仅作为基辛格的助理，而是作为有独立身份的参加者被邀请来讨论问题。
在“红杉号”快艇上旧马达的轰鸣声中，三人决定要对北越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至于说这个月下旬与莫斯科的最高级会晤，尼克松极不情愿地说只好取消了。
将要失去最高级会晤的前景令基辛格惶惑不安。一想到即将产生的谈判破裂以及国内骚乱，他就头疼。何况，他这三年来苦心经营的外交均势也是靠与苏联的最高级会晤得以完成。
尼克松和基辛格一心想寻求一条路子既能使他们在北越攻势进行过程中去莫斯科，又能使他们看上去不是那么轻易上钩。就在他们竭诚殚虑之际，一个新念头冒了出来：原先要取消最高级会晤是因为当苏联提供的坦克在屠杀美国士兵时，在克里姆林宫碰杯显然是不合适的，并且也要使有关美苏关系将受到影响的威胁兑现。但现在既然尼克松已决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美国必须立刻宣布取消最高级会晤才行，否则苏联人就会抢在美国前面宣布。
霍尔德曼一直不明白基辛格的思路：为什么美国进攻北越，苏联会取消最高级会晤。霍尔德曼的感觉是对的，勃列日涅夫本质上是个政治仆从，而不是一个谈判战略家，他不太可能把越南问题跟最高级会晤纠缠在一起。
尼克松派基辛格去征求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意见。康纳利的强硬，盛气凌人的自得，肯吃苦耐劳的政治本能，使他新近成为尼克松的金发宠儿。
基辛格对在港口布雷表示忧虑。“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不得不取消最高级会晤。”基辛格绞着双手，愁眉苦脸地说。
“这没有道理”，康纳利回答道，“如果我们取消，我们就会看上去像做错了什么。尼克松应该想轰炸就轰炸，想布雷就布雷，只要能惩罚北越，什么方式都行。”康纳利建议道，“如果苏联人要取消最高级会晤，让他们去。但我相信他们不会的。”
“康纳利一说完，我就知道他是对的。”基辛格过后回忆说。于是，尼克松、基辛格共同承认他们从前的打算是错误的，他们决定尽管对方一再忽视他们的威胁，他们将继续去莫斯科参加最高级会晤。
5月4日，尼克松在行政大楼的密室研究将对北越采取什么规模的军事行动。参加者有基辛格、霍尔德曼和新近加入核心圈的成员——黑格。
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照例被排除在外。基辛格建议在海防港和其他主要北越港口布雷，在河内附近增加 B—52轰炸机轰炸。
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共同得出结论，在港口布雷军事意义不大，因为正在进行的共产党攻势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基辛格不同意，他认为北越的大部分石油都从海上运输，即使布雷不能阻止现在的攻势，但至少能削弱共产党想要无限期战斗下去的决心。
这里，基辛格为罗杰斯设下一个圈套。他知道在北越港口布雷已是尼克松的决定后，打电话告诉副国务卿约翰逊，说他担心布雷一事会影响最高级会晤，希望罗杰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纠正这个想法。约翰逊把基辛格的话告诉罗杰斯，罗杰斯怀疑基辛格心术不正。于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罗杰斯故意含糊其辞。约翰逊注意到罗杰斯的感觉是对的，基辛格只是伪装反对这项计划，基辛格怂恿罗杰斯反对总统已经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叫总统更进一步不信任他”，但基辛格竭力否认他有这种企图，他说他想要罗杰斯在会议上有发言权。
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了军事升级的决定后，国内朝野一致认为在海防港布雷会使最高级会晤流产。基辛格对此也持悲观论调，甚至连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也抑郁不乐，因为他肯定他的克里姆林宫主子会取消最高级会晤。基辛格为他的连环套又加了一环，他告诉多勃雷宁，西德政府已保证有足够的票数通过上次签订的有关柏林的协议。这对苏联人来说十分重要。虽然美国对推行柏林决定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基辛格装作是这么回事。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对西德政府的控制与苏联对河内政治局的控制半斤对八两，但双方都想象对方有更多的影响力。
勃列日涅夫在决定是否取消最高级会晤的会议上显得特别轻松自在。这个会议由克格勃的主席安德罗波夫主持。他后来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的美国问题专家阿巴托夫主张不取消最高级会晤，政治局大部分人同意，只有乌克兰共产党主席强烈反对：“我不愿握住在越南沾满鲜血的手。”他提到尼克松时说。但来自乌克兰的其他政治局成员不这么看，勃列日涅夫转向乌克兰主席说：“同志，你可以代表自己，但不能代表所有乌克兰人说话。”
由于地区共产党领导大部分都唱反美论调，勃列日涅夫害怕自己的领导地位因此会受到影响，于是他在最高级会晤召开的三天前开了全体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来正式批准这项决定。“我不愿独自承担指责。”
勃列日涅夫告诉阿巴托夫。
“在促使我们觉得有必要保持与美国的关系过程中，基辛格觉得是中国起了决定性作用，”阿巴托夫多年以后说，“但实际上是柏林起到更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在中央委员会召开期间，西德开始对有关柏林的协议投票。勃列日涅夫宣布休会，以便等结果出来。协议以一票之差通过。“如果在波恩出现的是另一种情况，勃列日涅夫和中央委员会肯定会决定取消最高级会晤。但我们从基辛格那儿得到过协议会通过的保证。”
5月10日，多勃雷宁来拜访基辛格时，基辛格一下子明白了苏联人已同意举行最高级会晤。多勃雷宁带来的抗议书措辞温和，并拿出了一个封好口的信封要基辛格猜政治局的决定。随后，他问总统是否已决定接见苏联的贸易部长，基辛格回答说：“这有可能安排进尼克松的日程表。将会有记者和摄影师在场”，基辛格补充道，“苏方会不会介意？”
多勃雷宁回答：“不会。”
苏联贸易部长到达椭圆形办公室后，他与美国总统对“友谊”这个词在不同语言里的表达法进行了探讨。一位NBC电视台记者高声提出最高级会晤是否还会进行的问题，苏联贸易部长回答道：“我们对此毫不怀疑，我不懂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难道你对此有疑问吗？”
美国布雷—轰炸计划从未征求过南越总统阮文绍的意见，但他对这条消息感到十分高兴。惟一叫他遗憾的是这次军事升级寿命太短。“如果你们不停地轰炸河内，你们会从飞机上看到白旗升起。”20多年后他回顾道，“基辛格对俄国和中国顾虑太多，你们这是打一场无把握的仗。”
1972年5月的军事升级行动不像1970年5月的对柬埔寨的入侵，没有引起轩然大波。越南化进程已经平息了国内的不满，苏联同意举行最高级会晤的决定也使不多的几声抗议悄然逝去。
北越进程很快开始减缓。黎德寿又回到谈判桌上。基辛格的原助理罗杰·莫里斯评论道：“布雷至少使北越的迅猛攻势停了下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时间。”
基辛格又神气活现起来。“缓和”的第一个主要尝试就导致了苏联策略性地接受美国在越南采取的军事行动。在他和总统去莫斯科的路上，他宣称这是最伟大的外交成果之一。
4. 莫斯科最高级会晤
5月26日晚，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圣·弗拉迪米尔大厅见面了。他们在这里签署的协议标志着无限制军备竞争时代的结束和对作点缀的军备谈判时代的开始，尼克松总统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银笔，在最重要的战略武器限制协议上签了字，又放回口袋里。
后来私下里，他把这支笔送给了基辛格。香槟酒呈上来后，他向他的东道主祝贺，越过大厅，他见到了基辛格，他悄悄地举了举杯表示称赞。
基辛格也满脸堆笑地举了举酒杯回敬尼克松。
在5月22日开始的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尼克松、基辛格和他们的高级助理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的沙皇住过的房间下榻。罗杰斯和国务院其他成员被孤立在5分钟路程之遥的旅馆里。那里有一个长廊可作办公之用，有一个巨大的舞厅可用来做工作间，但他们无事可做。
基辛格和他的助理——索南费尔特、海兰、洛德用一架卧室里的钢琴堆放军备控制文件，用窗台来堆放越南问题文件，这间临时办公室与帕特·尼克松的美发师的房间比邻。她老是弄不清怎样安排插座，不停地叫基辛格的助理们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替她牵线、拉线。“我们的举动证实了基辛格的观点”，海兰说，“我们没把最高级会晤太当回事儿。”
第一天下午，勃列日涅夫邀请尼克松去会谈，尼克松没有带基辛格去。基辛格简直急疯了，他踱来踱去，不停地向多勃雷宁抱怨他应该被允许一起去。尤其令人恼恨的是尼克松采取了基辛格最喜欢用的战术：
只用苏方译员维克托·苏科德烈夫。这样就没有美方人员的记录可供基辛格研究。
苏科德烈夫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去整理副本备案。多勃雷宁正好路过，他替基辛格求了个情，问苏科德烈夫能不能给他一个副本？苏科德烈夫征求勃烈日涅夫同意后，答应了。
被摒弃在外的经历没有治好基辛格好秘密作事的毛病。他请求苏科德烈夫准备一份英语备忘录，这样就不必请国务院的人把文本翻译成英语。苏科德烈夫深夜到达克里姆林宫，把会谈记录用英语口授给基辛格的女秘书朱莉·皮诺，基辛格衬衫扣子一半敞开着踱进房间。带着他在下属面前惯常有的迷人风度朝朱莉嘟哝道，他明天早上7点要这个文件。
然后他转向苏科德烈夫：“维克托，我能放心地把这个姑娘托付给你吗？”
“你给我们的任务”，苏科德烈夫回答说，“意味着没有任何时间作别的事情。”
虽然越南问题没有正式列入最高级会晤议事日程，但在勃列日涅夫的夏季别墅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越南问题成了中心议题。一天，勃列日涅夫事先未打招呼，用他的车带上尼克松风驰电掣般地朝他的别墅冲去，后面跟着拼命追赶的基辛格，弄得秘密情报人员和基辛格的助理洛德等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了别墅后，勃列日涅夫招待尼克松坐水翼艇在莫斯科河上横冲直撞地兜了一圈。
等每个人都到达别墅会议室的椭圆形桌子旁后，他们不着边际地聊了一会儿。尼克松这才步入越南问题这个正题。突然，苏联三位最高领导人轮番对美国在越南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谴责。
尽管慷慨激昂，整个情景却像是作戏似的，好像苏联人想要有一份正式记录可出示给国内强硬派和河内的盟友看。后来海兰告诉他，这是精心安排好的。这些激辩的潜台词还是很温和的，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提到一架飞机刚刚运回两具苏联海员的尸体。这两人就是在美国轰炸海防港时丧生的。等这一幕剧演完后，勃列日涅夫邀请每个人去二楼餐厅，吃了一顿极其丰盛、气氛愉快的豪宴。
第二天，基辛格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就越南问题进行了一场更有实质性内容的讨论。基辛格作了一个小小的但意义重大的妥协，就是在越南选举一个由南越政府、共产党、中立党三方组成的委员会。
基辛格最高级会晤的核心重点之一是一份长达1000字的苏美关系基本原则的宣言，这是“缓和”的灯塔。在这份宣言中，双方同意坚决放弃“以对方为代价取得一方利益的努力”，他们还保证不从地区紧张局势中谋取好处，不在世界各地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苏联领导人高度重视这份“基本原则”文件，苏联报纸甚至把它摆在军备武器谈判前面进行宣扬，基辛格也认为这是重要成果。但大部分美国官员，特别是总统和国务院都把它当做陈词滥调，不值一提。
的确，“基本原则”宣言并没有阻止苏联在安哥拉制造紧张局势，也没有阻止美国在中东捞取单方面的好处。
基辛格像操作《上海公报》一样操作这份宣言，并把国务卿罗杰斯排除在外，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罗杰斯对这份文件的形成一无所知。基辛格请求勃列日涅夫装作是突然向美方建议这份文件，这位苏联领导人乐意合作。“这是勃列日涅夫司空见惯的把戏。”基辛格后来写道。
连环套战术的重要一环是美国有关更好的经济关系的诱惑。这一环节由商业部长彼得·彼德森具体操作，因为在尼克松眼里，基辛格对经济一窍不通，基辛格自己也只把经济问题看成是小问题。彼得森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达成给苏联最惠国待遇的协议，以及免除二战租借债务的协议。就在这时，北越突然之间愿意以谈判方式中止战争。
作为最高级会晤的中心议题是战略武器控制谈判。这个谈判分两部分：一是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合约，二是5年冻结进攻性导弹研制的临时协定。
在1971年5月的军备控制谈判上，基辛格以美国愿意不带附加条件地接受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为前提，成功地达成冻结进攻性武器的协定。但那次“突破性”成果存在许多问题：允许双方建多少个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潜艇发射导弹属不属于进攻性武器冻结之列？地对空导弹的现代化进程在冻结协定中能允许到什么程度？
在4月份去莫斯科的密访中，基辛格已理清了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一团乱麻。他提议每个国家建两个这样的系统，一个保护首都，一个保护导弹基地。这样于美国不利，因为美国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计划在华盛顿建立防御体系。但从总体上看，这样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协定使任何防御体系变得毫无战略意义。从而遏制了昂贵、复杂的武器领域的潜在竞争。
在那趟旅行中，基辛格还迫使苏联人把潜艇也列入临时协定中的导弹冻结条款，只是给他们定的限额太高了点。留给最高级会晤讨论的只是一些深奥的技术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微妙处理。基辛格在这些方面并不在行，但由于他虚荣心和缺乏耐心，他固执地不让军备控制谈判专家到莫斯科来。这样他不仅要面对葛罗米柯这样的谈判高手，而且还要与苏联武器专家L·V·斯摩诺夫交锋，后者是个技术精湛但头脑顽固的人，对任何来自基辛格的幽默取笑，他的反应是勃然大怒。
自然而然，基辛格与苏方达成的协定在细节方面遭到了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等人的猛烈抨击。
基辛格深知苏联正计划制造更大的轻型导弹，美国显然无法说服苏联停止这项计划，他干脆在协定中隐瞒不提，以至于后来在美国强硬派中引起一片哗然，他们认为美国被苏联人耍了。
“回想起来”，基辛格说，“在最高会晤期间，最好把双方的谈判团带到莫斯科让他们继续工作。”撇开像杰勒德·史密斯、波尔·尼兹这样的专家，意味着时时会有误会发生，而且，从莫斯科到白宫到赫尔辛基来回往返的电文就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
基辛格指的是尼克松决定不把史密斯和他的谈判团带到莫斯科来，以使把结束谈判的荣誉掌握在白宫手里，但他也承认他同意这样做，也是因为虚荣心和出自想控制最后谈判的愿望。
史密斯被突然告知立刻赶往莫斯科参加签字仪式。等他到莫斯科后，他愤愤不平地发现没有官员迎接他。一辆苏联轿车把他接到了克里姆林宫，但所有的美国人都去参加尼克松为勃列日涅夫举办的答谢宴会去了，史密斯只得在过道里踱来踱去等着他们回来。他从凌晨3点起床后，就开始忙着根据基辛格发给他的电报指令整理签字仪式上所需要的文件，一直到晚上，除了在飞机上喝了些庆祝谈判成功的啤酒外，什么也没吃。“我来到苏联首都准备为我苦心经营了那么长时间的军备控制谈判签字”，他回忆道，“但我感到当那些伟人举行国宴时，我像只过道里的猫渴望找到几丁肉渣。”
在记者招待会上，史密斯坦率地回答了记者有关苏联拥有多少潜艇的问题，并且承认协定允许他们制造相当多的潜艇，基辛格急忙插进来说，潜艇具体数目还待商议。
“你想干什么，制造恐慌？”基辛格在去克里姆林宫参加签字仪式的路上斥责史密斯。
因为军备控制谈判协定有许多疑问，基辛格同意在签字仪式后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没有邀请史密斯参加。
史密斯来到美驻苏联大使的家中，这两位有教养的资深外交家一块喝着酒，听着音乐，发泄着对基辛格的共同不满。就是这样的夜晚给基辛格提供了一长串宿敌名单。
对军备控制谈判协定的最严重的批评是协议在处理进攻性导弹发射装置时采用的“冻结”方法。这种方法不是要求均等。而是让苏联人在协定的准许下尽情享受他们在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捞到的诸多好处（苏联人在核导弹的数量和规模上领先于美国）。在最高级会晤召开一 半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已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觉得苏联导弹数目是骇人听闻的。
华盛顿的黑格把这些意见转给基辛格，并表示他也赞同他们的看法。他没有告诉基辛格的是他在华盛顿一直在诋毁军备控制谈判，在签字仪式那一天，他对后来成为国防部长和基辛格强硬对手的施莱辛格说：“这是国耻日。”
当基辛格收到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黑格的反对意见时，他觉得有必要向尼克松提出来。他找到尼克松时，尼克松赤裸裸地躺在按摩桌上让他的私人医生给他进行背部按摩。“赤裸裸地躺在按摩桌上”，基辛格后来说，“尼克松作出了他担任总统期间最英勇无畏的决定。”他要基辛格不要理睬华盛顿方面的意见，继续他的协定。
过后，基辛格给黑格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他的工作是广泛宣传以求得支持而不仅仅是转达关注。
协议虽然冻结导弹发射装置的数量，但允许现代化改进和替代。这实际上鼓励了在导弹上安装多个弹头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实施，造成双方在战略武器上一次大规模地扩充。
但不管怎么说，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里，最高级会晤标志着两个因核武器竞争而把世界推向死亡边缘的敌人在现实而不是在感情的基础上结成一种新的伙伴关系，标志着“缓和时代”的开始。
自1972年5月莫斯科最高级会晤后，最高级会晤成为处理苏美事务的惯例，对可能失控的关系进行微妙的约束。军备控制谈判进程也起到一种象征作用：它成了关系好坏的晴雨表。
莫斯科成功之行把基辛格变成世界超级明星，新闻时代的头号也是惟一的外交名人。 《芝加哥太阳时代》称他为传奇人物，有造诣的世界 主义者。
在回国途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伊朗拜访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巴列维。基辛格带着自己新的名人身份光顾了一个以跳肚皮舞为特色的夜总会。“她是个漂亮姑娘，并且对外交政策很感兴趣。”当问及到他们谈了些什么，基辛格答道。
这张照片上了 《华盛顿邮报》及其他报纸的头版，把尼克松在华沙 受到数万名波兰人热烈欢迎的照片移到了里面的版面上去。霍尔德曼一点也不觉得有趣，“太过分了”，他在回途的飞机上发火道，“抢总统的镜头是不可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