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基辛格的秘密中国之行也是瞒着国防部长莱尔德的，但莱尔德通过自己的秘密途径了解了此事，他恶作剧地找到基辛格说，他准备在7月初去台湾考察防务部署情况，这正是基辛格出访中国大陆的日期，基辛格不作任何解释请他另找时间安排这趟旅行。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如所宣布的那样出访亚洲各国，没有记者随行。当他抵达巴基斯坦时，据说因感冒不舒服，准备到巴基斯坦著名的疗养胜地去休息几天。实际上，他已坐上一架有中国导航员的巴基斯坦波音707飞往中国。
随他前往的还有两名特工人员，他们都是富有献身精神、认真负责的人。俩人一直因未把巴基斯坦疗养地的宾馆好好检查一遍而忧心忡忡，没想到竟糊里糊涂地登上了一架有敌方导航员的飞机，飞往一个有8亿共产党同情者的地方，并且其中有许多人还是荷枪实弹的。
在机场上，一位巴基斯坦的记者意外获悉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将飞往中国，他气喘吁吁地把这条将会成为独家新闻的消息报告给伦敦的办事处，可伦敦的编辑却认为他肯定是喝醉了，听完后就将此事抛在脑后。
当飞机临近中国边境时，温斯顿·洛德站起来走向座舱，他过后开玩笑说，他要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领空的美国官员。
1971年7月9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在北京降落。他们被带到一个用围墙围住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宾馆，里面有清澄蜿蜒的湖，优雅美丽的小桥。在那里，他见到了面容清瘦、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基辛格记起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一事，连忙先伸出自己的手。“这是抛弃过去的第一步。”他回忆道。
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基辛格对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描述。在他眼里，周恩来应答敏捷，很有哲学头脑，是个历史分析高手，善于搞高明的策略性试探。周恩来主宰会议气氛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他的外表，而是他那收发自如的气质，这使他就像一根“卷起的弹簧”。他表情丰富，一双洞察心灵的眼睛交织着热烈、谨慎和自信。他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同时也带有一种克制的激情。自从共产党控制中国22年来，他一直是毛泽东惟一的总理，看得出，他身上的担子很重。
两天时间里，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几乎每隔7小时举行一次会谈。周恩来身上带有一种真正伟人所具有的优雅的气质，这正是基辛格明显缺乏的。尽管周恩来统管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他看上去从容不迫，从不受人干扰，也不给人一种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的印象，甚至从不需要接电话。“我不知道他怎样做到这点的。”基辛格过后神往地说。
当基辛格的两名特工警觉地注视着周恩来的时候，基辛格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两国共有的战略兴趣。周恩来说话时面前只放着一张纸。这种既程式化又不失其轻松自在的对话，就像“两个政治哲学教授在聊天似的”。
他们讨论的双方共同兴趣是对苏联的不信任。基辛格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步骤，即向中国最高情报机关出示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情报，他甚至把截获的苏联通讯情报和苏联部署在中国边境设施的高质卫星照片送给了周恩来。
在会谈期间，基辛格对中国菜赞不绝口，狂吃海喝。宴会是那样的极尽铺张之能事，他说一个国事访问者即使300年前饿死了，中国人也能把他补活过来。这位声称有胃病的人竟增加了5磅体重。基辛格一行还捞到了观光游览的机会，那天下午，当基辛格和助理们一起去参观这座15世纪的皇宫时，紫禁城又一次禁止向中国老百姓开放。
等到黄华代表周恩来与基辛格商议公报一事时，基辛格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儿没有了。黄华宣称最高级会晤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基辛格说这是无法接受的。黄华不再继续讨论其他条款，而是建议双方都去告诉对方自己的基本要求，然后设法写出一份令双方满意的草案。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谈判方式，与基辛格习惯的一小步妥协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国人喜欢先摆出双方都认为无法达成一致的原则性问题，然后一步到位，很快实现保留双方基本要求的令人愉快的目标。基辛格总是说他特别喜欢采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考虑到美国的需要和愿望，中国人第二天带来了一份新的公报草案，只改了一个小小的词，但这正是基辛格最想要的。
3. 巨大反响
带着与中国最高级会晤安排的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他49个小时中国之行的报告，报告共40页。“我们已做好基础工作，等着你和毛揭开历史的一页。”报告结尾写道。
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里宣布了这份公报。由于事先未就其内容打任何招呼，至少使一家电视台的时事评论员长达 10秒钟时间哑口无言。尼克松的当头棒喝，把他的敌人——苏联人、北越人、新闻界、民主党打得晕头转向。
那天晚上，尼克松破例和他的助手们潇洒地玩了一回。他与基辛格、埃尔希曼、霍尔德曼等人乘直升机来到洛杉矶豪华的佩里诺饭店，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样的酒才能配得上这个不同寻常的庆祝场面。佩里诺先生拿来一瓶据说是窖藏10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埃尔希曼过后回忆道：“尽管我品酒不在行，我还是感到这酒有点冲人。但我们那两位 ‘专家’—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一致宣称这酒出奇的好。”
晚饭吃得很开心，但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尼克松一再强调：“不要再和新闻界讨论亨利的出访。”基辛格连忙回答道：“总统先生说得对，如果我们进一步谈论此事，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态度不够严肃。”
饭后，管后勤的海军助理把埃尔希曼拉到一边说这酒要600美元。
埃尔希曼要他把价杀到300美元，对方接受了。他们告诉新闻界的是这酒花了40美元。
因为基辛格力求把中国之行秘密化，结果大大地得罪了日本。日本可是得到过华盛顿郑重其事的保证，即任何与北京恢复关系的打算都必须事先征求日本的意见。基辛格这种做法使日本感到受了侮辱。
苏联希望举行的最高级会晤被尼克松一拖再拖，待北京宣布与美国的最高级会晤日期时，苏联极为震惊。第二天是星期一，多勃雷宁大使使出浑身解数试探是否有把与苏联的最高级会晤排在前面的可能性。“两个共产党国家争相与我们交好，这只会有助于和平进程。”基辛格过后说，“这就是三角战略的原则。”
7月15日，有关基辛格秘密出访中国的消息公布后，他一跃成为国际名人。他上了新闻杂志的封面，在电视里频频露面，在全国各地都是报纸的头版新闻。“这位48岁的外交政策专家在成功地发展总统级外交的同时，却给人一种错觉，他是整日厮混在鸡尾酒会上的常客。”
尼克松感到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总统这次的大胆举动却成了基辛格——这位乔治敦区社交界和新闻界的宠儿——的功劳。尽管尼克松一再强调基辛格不准再宣传有关中国的新闻，但据秘密统计，这段时间基辛格与记者和专栏作家会谈过24次，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他的丰富多彩、声情并茂的有关中国之行的描述之中了。
基辛格10月份又去了一趟中国，这次是以公开身份：他有幸看了一场中国革命京剧。在他印象里，该剧很乏味，反面人物是邪恶的化身，穿着黑衣服，正面人物穿着红衣服。“我惟一看懂的是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拖拉机手。”
第二天，他受到了公开游览长城的款待，几乎每张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他游览长城的照片。尼克松为此又一次气急败坏。
第二次去的目的是起草尼克松与周恩来将于1972年2月举行的最高级会晤的谈判公报。基辛格拿出一份适合这种会晤的措词含糊的建议文本，但周恩来却谴责这是在掩饰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基辛格一下子呆住了。
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份公报应首先指出抑制苏联霸权的共同兴趣，然后留出地方给双方各自宣布他们在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上的立场。起初，基辛格为这种建立在分歧上的协议感到恐怖，但过后仔细一想，他看到了这种方法的新颖独到之处，这确实能解决他们感到为难的事。
基辛格常为中国人的聪明和风度而叹服，这也是他在接受采访时津津乐道谈论着的一点。
中国建议把第二次访问安排在10月中旬，基辛格满口答应。他竟未意识到这正好是联合国投票决定让中国还是让台湾得到席位的时间。中国可能把这看成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微妙妥协，实际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受命尽量保住台湾的席位。但因为基辛格如此迫不及待地讨好中国，局势已无法挽回，台湾以76票对35票被逐出联合国。
布什很少待人尖刻，但基辛格这次可是大大地得罪了他，尤其是基辛格还告诉布什，他对台湾地位的选举结果感到失望。“想想看我们在纽约说的是一回事，但在华盛顿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无法避免这种结果。”布什愤愤不平地说。
基辛格在与布什的关系上缺乏远见，导致了他以后政治生涯的失利。
与罗杰斯相比，基辛格的睿智和练达很合周恩来的口味，这一点使他成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最合适人选。
在全国陷入对越南战争的一片愤怒呼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孤立主义中之时，尼克松和基辛格至少在短暂的时间里吸引住了美国人的想象力。戏剧性地打开一个遥远国土的大门是那样的令人兴奋、令人着迷，那样的鼓舞人心，同时，也是那样的明智。有关美国无能操作创造性外交及无力成为世界上的积极势力的悲观论调顿时烟消云散。
正如湖上的冰突然裂开，与中国关系的解冻使越南战争看上去像一个时代错误。对北京、华盛顿，同样对莫斯科来说，东南亚丛林里的冲突——不论是一场理想主义的斗争还是一场战略战争，眨眼之间已变成一个令人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不再为与苏联结盟的北越的胜利而兴奋不已，苏联则对缓和比对延长美国在越南的痛苦更感兴趣。
南越方面也为此感到不安，阮文绍总统觉得美国在寻找更漂亮的情妇，他们不再需要老情妇在身边碍事，“越南已变得又老又丑”。
突然之间，外交政策的性质转变了，不再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冷战，而是组成了一个暧昧、复杂、均衡的关系网，以求得国际间的稳定。但对一个不擅长势力均衡外交的国家来说，要维持这样一个不简单、不清晰的角色是很不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