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她的病依然存在，但并无恶化或死亡之虞，甚至可以说，此时的她，是自克里米亚回国后的16年中最坚强的时候，亦或许是她产生了隐退的念头。
当她把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一位朋友——牛津大学乔伊特教授时，乔伊特为此感到十分惊讶，并回信说：“你是一位享誉欧美的女性，是女王器重的挚友，又曾是政府顾问，如今却想隐退在医院的一般病房中，过着病人刻板乏味的生活来度过你的余生，干涸而终，请你三思！”
一封好友的来信，一番诚恳的劝告，打消了南丁格尔的念头，她接纳了乔伊特的意见。
即使她曾有过隐退的念头，但她却也一直没有想要终止在圣汤玛斯医院的工作。
这家医院后来迁移至伦敦蓝贝斯新建的房子中，而新添置的各种设施都是以她的构思与计划为蓝图具体实践的。任何设施的细微处，她都十分重视。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此时也产生了一些危机。由于南丁格尔分身乏术，没有办法完全集中心力于学校的事情，等到她回头注意时，她原先建立的体制与规章，已经逐渐在瓦解了，所以她有必要尽快重新组织学校，加以改善。因此，她亲自制订计划，并决心要将自己全部的生活奉献给学校和医院。
然而，在南丁格尔的一生中，似乎注定了每在有所决策之时，总有些阻碍。
1872年夏天，她必须返回老家。经过了这些年，父亲威廉和母亲樊妮都已是日落西山的老人了，加上身染重病，77岁的父亲与83岁的母亲已不能负荷管理家产与房子的工作。
南丁格尔虽然不愿就此搁置手边的工作，但她非得回到恩普利，陪伴在二老身边，作家族的代理人不可。
南丁格尔虽然身在恩普利，但是伦敦方面的工作，她一直放心不下。1872年，她焦虑了一整个冬天，春天一来，她再也按捺不住，无论如何一定要去伦敦，于是她不得不带着母亲一起去。
一到伦敦，南丁格尔就埋头于护士学校的重建工作。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护士技术的训练，列出标准，并要求学生配合专任教官可洛夫所规定的“读书报告”，接受不定期的检查。数日之后，可洛夫向南丁格尔报告说，学生各项考试与过去相比，已有显著的进步。
另外，南丁格尔认为护士所受的训练和教育是一体两面，同等重要的，也可以说，前者是技术、知识的演练与学习，而后者则是人格品行的培养。
为了改进磨练人格的方法，南丁格尔特别在学校新设了一个新的职位——HomeSister，以她作为校长的辅助者，同时也是学生的朋友，成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并随时鼓励学生，规范她们的言行。
然而，学校中各项教学的影响力，都比不上南丁格尔本身的影响力，她是学校一切调度的支配者。当学生结束了训练，南丁格尔都会与她们面谈，也利用这个机会，作学生个人的人格评估，并附在学科考试成绩单上，面谈内容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