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健康只有日趋恶劣，终于累得无法起身。她自忖大限已到，于是在1857年11月6日写下遗书，寄给锡德尼·赫伯特。
在克里米亚她曾亲笔写下遗嘱，但此刻她连提笔的力气都已没有，因此，必须劳动舅舅才能完成最后的遗言。
在遗书中，她仍然无法忘记终身所抱的志向。
等待她康复后建立护士学校的5000镑“弗罗伦丝基金”，只好转交圣汤姆斯医院处理，并且希望把父母身后她所得到的大笔遗产作为示范医院的建设资金，并规定其中必须包括图书室、化学实验室、娱乐场、操场等设备。
她把后事交代得非常清楚，现在节录一部分如下：
“主啊！我在此听候您的召唤：……我高高兴兴，勇敢果决地到斯卡特里，现在我也要快快乐乐，毫无畏惧地回到您的面前！
大家都知道，派我到斯卡特里是您赐给我最大的关爱，现在您将带我去的地方，是否也允许我从事护士的工作呢……”
那诚挚无畏的态度，像一首传奇的歌曲，表达了一个基督教徒对生命负责到底，对使命负责到底的精神。
但“小陆军部”的改革方案一直搁浅。
至此，由于南丁格尔的病重，一切陷入绝望。
这一切，在她的心中或许还有许多打不开的死结，但在她垂死之前，却念念不忘这一改革方案。
幸而这时家中有一件喜庆大事，把全家的注意力和兴趣都吸引过去了。
前一年夏天，樊妮从勃灵顿饭店写信告诉威廉，有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曾经来访过。这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是金翰群历史上著名的克莱顿庄园的产权人，年56岁，鳏居，个子非常高，仪表堂堂，很有贵族气派，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美男子。1857年夏天，这位男爵曾向南丁格尔小姐求过婚，但被拒绝。但此后却经常出入于恩普利庄园，这年冬天又同芭斯产生了感情。1858年4月，他们宣布订婚，6月在恩普利悄然举行了小小的婚礼。
这样一来，芭斯一心盘算着如何当一个“维尔尼男爵夫人”式的贵妇，樊妮也迷醉在嫁女儿的家庭欢乐中。弗罗伦丝终于过上了安生日子。
这是她一生中最宁静的日子。
她一个人筋疲力尽地躺在勃灵顿饭店的新套房中，相信自己活不了几个月了，周围的人也这样想。
玛依姑妈搬过来与她同住，想使她在临终的日子里心情轻松地度过。
玛依姑妈的女婿，诗人亚瑟·休·克劳，随着也成了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奴隶”，终日“像匹拉车的马”心甘情愿地（如南丁格尔小姐后来回忆时所说）为她记写备忘录，起草书信，递送报告。……
此时，南丁格尔一家人早已吓得躲得远远的。只有玛伊姑妈和克劳，像庙堂中的两个守护神一样一直守护着弗罗伦丝。
这是一种离奇的、温室育苗般的生存方式，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到她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