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对这个“参与者”也没发放养老金。于是，哈丽特的朋友去找军部，最终同意每月发给20美元。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她“参与”了国内战争，仅仅是由于她是在合众国第八步兵团四连光荣服役过的士兵纳尔逊·戴维斯的遗孀。
20块钱！这只能半饥半饱地维持10天。
岁月如流，朋友一个接一个去世了。新的一代又投入了战斗。
1910年，哈丽特的邻居带她去看了一次新近发明的所谓“电影”或“活动画”，内容是在林肯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在离林肯墓不远的地方发生的一次蹂躏黑人的暴行。在一张雪白的大床单上，映出了抗议游行的情景：一群黑人小女孩，身穿白色连衣裙，手牵手地在头上挥动一幅标语，上面写着：
“爸爸、妈妈，为什么人家总要杀死我们！”
哈丽特离开一团漆黑的“电影”棚来到街上，这时，两个白人——一个拿伞的太太和一个带照相机的先生——向她走来。
“喂，老太太！”那位先生喊道，“你知道国内战争的英雄摩西·塔布曼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吗？我们想给他照张相。”
“摩西·塔布曼？”哈丽特不解地说，“您以为她是男的吗？”
“难道女人也能叫摩西？”照相的人问。
“我们听说她有许多动人心弦的奇遇。”太太补上一句。
哈丽特放声大笑起来。
“摩西死了，”她说，“因为她太恼怒，她的心变成了石头，所以就死了。”
那位先生和他的太太面面相觑。
他俩一定在想：这老婆子准是神经病。
“她在说些什么恼怒啊？”太太说，“黑人好像早就享有各种权利了吧，他们还需要什么呀？”
哈丽特没听见这些话。她拄着拐杖，踏着细碎的步子，匆匆回家去了。
很久以前，她曾在窗下种了一株苹果树。
天长日久，苹果树长大了，长粗壮了。那轻软的树叶遮住了窗口。夏天，金绿色的光斑错杂地撒落在地板上、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