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欢迎您光临我们的黑人共和区。”刚果·吉姆满面春风地说。
确实，这里是一个黑人的国度。岛上的种植园全部划分成了一座座农场。过去的军医院和仓库是臭气熏天、蚊蝇成群、污泥满地的地方，不少伤病员死在这里。现在，这儿建起了许多整洁的房舍，都有窗户和阳台。路上的障碍物也清除了，路百打扫得干干净净；路的尽头是一座板棚，人们在这儿开设了一间食品店。田野上，黑人农民正在耕种，他们高举长鞭，同骡子一道奔跑，活像一群活蹦乱跳的少年。
“我们搞到一笔贷款，买了骡和犁，”戴维向哈丽特解释道，“还运来了够1000人吃的粮食。我们办起一间铁匠作坊，一家制鞋厂……”
“还办了学校，”简·贝利兴高采烈地说，“有两间教室，教室里还有火炉，有黑板、粉笔。”
“没人来找麻烦吗？”哈丽特问。
“他们想干涉我们，”刚果·吉姆嘀咕道，“国会要我们迁走，但我们拒绝交出这块土地。不久，开来了一个营，大伙就敲响战鼓。双方都荷枪实弹。我们挖战壕，在港口设障碍。我叫我们的队伍一字儿排开。白人军官一看，说：‘莫非你们过去都当过兵？’我答道：‘完全不错，先生。整个海岸上，优秀射手有的是。’他又瞧了瞧，说：‘可怕！这阵势真威风！好久不见这样的阵势了。’最后，他把他的一营人带走了，事情也就此了结。”
“这比那些决议厉害多了！”戴维快活地添上一句。
简·贝利带哈丽特去参观学校。她在黑板上醒目地写下一个“A”，孩子们就拖长声音念出它的名称音。有生以来，哈丽特第二次觉得她的眼睛湿润了，她已经50开外的年纪，可至今仍然一字不识！
8. 许多年后
过了很多年，国会仍然拒不发给哈丽特退休金。她住在奥本，在菜园里种些土豆卖给邻居，聊以度日。当地小学一位女教师萨娜·布拉德福请她到厨房里喝茶，听她讲“地下铁道乘务员”和国内战争时期那些惊险故事。关于自己的往事，哈丽特真觉得历历在目。
“太太，我的列车可从没出过轨呀，”她说，“我的旅客，也从来没有弄丢一个。”
那庄重而沙哑的声音，可以叫人一连听上几个钟头。
1867年，哈丽特的丈夫约翰·塔布曼，在马里兰一条乡间小道上碰到一个叫文森特的木匠。那木匠喝得酩酊大醉，用拳头揍约翰滋事。约翰手中惟一的武器就是一只斑卓琴，他向木匠劈头打去，班卓琴裂成两段。木匠拔出手枪，一枪打死了这个“该死的黑鬼”。他为此仅被罚了5个美元，而哈丽特却从此成了寡妇。
她到墓地去了一次。那儿葬着许多老年人：本·罗斯、老丽特、采牡蛎的比尔及其妻子。在墓地上，她为快乐的乐师约翰·塔布曼作了祷告，愿他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不过，这丝毫也没有使她的心情轻松。返家的路上，她碰见一个瘦高个儿的人。他背着挎包，在奥本大街上悠闲自在地边走边打口哨。当他走近哈丽特的时候，伸出一只手搭在哈丽特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