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重读了《苦难的历程》。它的主人公与故事对我极其陌生，但是它的题记，什么人要在“血水中洗三次，在碱水中洗三次，在清水中洗三次……”令我感动万分。与这样的清洗九次相比，我的日子算是够舒服啦。
我与那些与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文友一起谈起的时候，我们也一致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批判，应该晾晒灵魂，把恶臭的霉变清除，方能有无限光明的未来。特别是想起我在738工厂的精神危机，我更认为对我的批判非常及时，非常必要，这才是主要之点，其他则是细枝末节，鸡毛蒜皮。
而且我相信，通过一次这样巨大的震撼，这样一种史无前例，雷霆万钧，除了咱们这儿哪儿也搞不成甚至也不敢想的事变，中国社会将会焕然一新，这儿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光明的地方。为了大事业，牺牲个把小文人也是值得的。
我给身在太原的瑞芳写信，详细论述对我的批判帮助是必要的正确的有益的。然而，她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虽然她也读了狄更斯与阿·托尔斯泰。她在学校，拒绝接受将她搞成“官、骄、娇、暮、怨”“五气”的代表，不惜与校领导决裂，离开了学校。现在一切明白，如果我与她一样，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如果我没有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势，如果不是我自己见竿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根本绝对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我的这种事实上的极左与愚蠢也辜负了那么多其实想保护我的领导同志。归根结底，当然是当时的形势与做法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过分。
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1)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我一听就觉得残酷，但身临其境了，就明白了，必然如此，只能如此，岂有他哉。
包括父亲，也表示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拥护。他早已吓破了胆。他虽然早在1946年入去了解放区，但因一贯自由散漫而又学无专长，一直不得烟抽。1955年结合反胡风各单位搞肃反，追起他的历史，他因在担任青岛师范校长期间当过日伪的国大代表，他自感罪大恶极，他表示他已做好接受人民的处决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