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期一件大事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此前，贝利亚的处决，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被赫取而代之，苏联医生集团的平反等等，已经令人觉得苏联有了事。我们听了各种传达报告，学习了中国党政治局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的专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些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退党。文艺报发表文章批判退党的美国共产党员作家法斯特。巴金写了一篇，对法还是比较客气的。紧接着，文艺报便以“呸，叛徒法斯特！”为总题发表了声讨组文。波兰、匈牙利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与沉重，我觉得没有比发生这样的事件令富有崇高理想的共产党员更难过、更沉重的了。伊姆雷·纳吉最后被处决，更使我认识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你死我活、“不作铁锤，便作铁钻”（季米特洛夫语）的性质。参预了事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艺家卢卡契被宽大，保住了命。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说：“卢卡契本来是呆在书斋里的，现在，回他的书斋去吧……”令人欷歔。返顾自身，我益发感到自己与自己一类人的软弱渺小。
都说是希望在中国。我记得曾任团中央副书记、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同志的名言，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浪中，中国党最稳定。因为中国不搞个人崇拜，中国不搞肃反扩大化，中国不搞给领导人祝寿，用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等等。彭真同志还说，祝什么寿？过一年离死亡近一点就是了，还祝寿，低级趣味！
而毛主席这时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双百方针更是为社会主义学说开了新生面。这时提出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令我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曙光。
毛主席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说了话，我当然感恩戴德，心里三呼五呼万岁。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仅仅是毛主席对我个人的恩典。毛主席嘲笑苏联《文学报》转载了陈沂、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实质为批判“双百”方针的文章，而南斯拉夫的一家报纸转载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是人以类聚，方以群分。不是正说明，毛主席既反“左”也反右，厥执乎中，正确无比吗？
紧跟着却转入了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我的精神不再高调，我处于守势。我对报纸上揭出来的那些“右派”，并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肝火，我怕。我会出事吗？我问自己，我不明白。我忽然想起一句不伦不类的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时还没有此后的发展，叫做“没有苦劳，还有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