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得简练而且自然。是内心流淌出来的散文诗。只用了两千字。一口气写罢，全不费功夫。整好年底这一期《人民文学》编一期短短篇小说的专号，拿去两周，发出来了。估计是抽换了其他稿件的。
原团区委的领导刘力邦同志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十分地感动于此篇，并说到了才华呀契诃夫呀什么的。刘力邦还特别嘱咐我读了这样的信不要骄傲。
也有一些文友在称赞此篇的同时说：“怎么你的作品中出现了淡淡的哀愁？”
这恐怕也是真的，在我痴迷于文学与并非无视也并不对之特别糊涂的现实生活工作之间，有某种不和谐，不搭调，有某种分裂和平衡的难以保持。这时候，历练与身份，生活与人，简单的说就是王蒙这个53公斤重的小伙子已经压不住文学了，我有点拉不住自己的文学之车，文学这辆怪车神车正在向诗化，梦幻化，温情化，边缘化与自恋化等超现实化方向滚去。
批判我期间，W撇着嘴说到了此篇小说，用细细的声音说：“怎么两个小孩一画画全车厢就温暖了光明了，简直莫名其妙嘛，虚无缥缈嘛。”
没有办法，W是大学生，是主管团市委的宣传工作的，是爱读书包括读文艺书的人。
直到1980年，我首次赴美国，遇到了汉学家欧大伟（DavidArkush）博士，他除了给我看他当年在哈佛大学时写的硕士论文《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外，还从图书馆复印了《冬雨》的英语译文给我，该英语稿发表在1961年，是捷克的一家外国文学刊物发表的。斯时我在三乐庄从事副食生产。
至于《尹薇薇》，写于1957年早春，那几天我患了感冒。先是张弦，后来是一些报刊的编辑来看完。由于毛主席的干预，我从文坛顽童忽然几乎变成了宠儿。一位女编辑当面对我说，开始，我们读了你的作品（指《组》），我们以为你多么严肃和盛气凛人，一见面，才知道王蒙其实是挺乖的。”另一位女编辑看到我正在病中，二话不说先到胡同口买了一盒“羚翘解毒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