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文联也召开了座谈会谈这篇小说。我从而结识了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作家。青年作家都对《组》大唱赞歌，抨击棍子，情绪激昂，真心支持。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行云流水，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学问，很教授，很潇洒，很老练，很成熟，与毛头小子们果然不同。林斤澜着重谈小说技巧，不谈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这个选择他一直延续至今）。端木蕻良谈到了李长之叔叔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关于典型问题，李说写北京有这样的干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师则说自己与李都是教条主义——我的印象是，教条主义是一顶十分愜意十分暖人的帽子。
此后，传出来一个说法，说是市文联一位中年作家撰了一个词：“五小闹北京”——指的是除我外，邓友梅的《在悬崖上》，还有刘绍棠、丛维熙，可能还有邵燕祥几个人的作品引起了一些动静。文坛上的“词儿”，比作品多多。正如杜甫诗：“水深波浪阔，毋使蛟龙得”，“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卖杂货》流行歌曲也唱：“风波浪里危险多”。与当时的总的情况相比较，这倒也不足挂齿，它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的注意。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文坛多事，成为水深浪阔的险地，除了抓斗争的方针外，文坛本身的不忿儿，不服，白眼儿红眼儿，恶语伤人或者伤人不带恶语，也构成了每次大动干戈的舆论基础，群众基础。
二十、大起大落(1)
这里我要补着交代一下，一个是由于团市委领导的关心，我自1956年秋，到四机部所属的783工厂——北京有线电厂，任团委副书记。我原来说过，写完反映中学生的《青春万岁》以后，我要再写一部反映大学生的作品。团市委领导王照华同志说，不要老写小资产阶级了，我就去了工厂。
工厂位于酒仙桥电子工业区，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工厂的对口援助单位是列宁格勒红霞工厂，从厂长，到总设计、总工艺、总会计师，一直到车间班组，都有相应的苏联专家与我们并肩工作。
1957年1月28日，我与瑞芳在京结婚。她还有半年的大学没有上完。《组》的所得已够我们购置了当时条件允许的一些装备，包括玻璃书柜、一头沉书桌、半软沙发椅等。我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只想着天天与芳在一起。
林默涵老师将他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清样给我，征求意见。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评谁先送过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嘛。
此时萧殷应约正给《北京文艺》（现名《北京文学》）写一篇关于《组》的文字，他约我交谈。我告诉他林的文章的事，并告诉他，林文指出来的几处写得不妥的文字与小说结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修改的结果。萧殷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并强调此事必须说清，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我在给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说及了此事。
于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约见我，说是要就作家与编辑的关系问题开一个座谈会，要我参加。我同样感到了邵对于我的呵护有加。他说话中提到秦兆阳同志为人有些骄傲，看来作协领导有意对秦有所批评。秦因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提出改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即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时代变了，但现实主义的精神不变……而引起了主流理论家的头疼，张光年同志发表专文批评了此文。
谈完话邵荃麟派他的专车送我回家，我感到荣幸。那时他住在大雅宝胡同的一个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