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的一切使我入迷，柳巷繁华，有上海饭店与西餐馆。海子边公园后门旁的面馆，有一位矮个子男性服务员，他的效率与态度绝对是那个时候的李素丽。迎泽公园还是一片野地。而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新址的移村，那时还闻得见周围青纱帐的庄稼香气。移村紧连着西郊煤矿，常常看到矿工唱着小曲从校门前走过。夜间有挑着挑子卖醪糟鸡蛋的。我们还去了晋祠公园与郊区的双塔寺公园，在双塔寺，发生过芳的同班同学的风流事件。太原的气候更清爽怡人。1956年9月中旬我在太原的经历，甚至使我淡忘了《组织部……》这篇小说。
火车拉响了汽笛，车厢的收音机里播送着那一周的“每周一歌”节目，是一首湖北民歌：“金扇哟，银扇哟……咚咚锵……”（从此我一听到这个歌就百感交集）也是多情的歌曲。回想着新出的刊物，带着汾酒的与酱香、大曲香等不同的香气，怀着终于爱我所爱的对于上苍的感激，转着念头想回京后就提出来与芳结婚的请求，推敲着“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究竟有什么不妥，钻过山西境内石太线上的一个又一个山洞，越过一道又一道桥梁，框气咣当，框气咣当，夜色压过来了，正在吞噬一切。我迎接着组织部那个谁也不知是何许人也，谁也不知会碰上什么事情的年轻人的出世。
十七、这篇小说(1)
我虽然有“童子功”，我虽然早已完全习惯于对一切精神现象作意识形态的分析，我虽然常常胜任地或勉力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文学，小说，诗，对于我，对于你，对于大家和后人，它不完全、不该仅仅是意识形态与思想分析的对象，不能够仅仅成为传声筒，成为观念的例证。
然而，甚至连我自己当时也有点混淆了文学与工作与现实的差别，小说的写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为这不但是小说，而且富有所谓的现实意义，我曾以为我可以以这篇小说献给有关的领导机构。
其实，这本应是我的快乐和感动，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个性化的遐想与话题。和在太原火车站的告别一样，和穿过千山万水坐着火车听车轮的铿锵铿锵地响一样，和行进中的满足与晕眩一样，这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滋味，一种莫名的欢欣和失落。这应该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爱恋和悔恨，迟疑和献身，骄傲和留连忘返：就像我的入党和初恋，即使一遇就准，始终如一——也仍然黄河九曲，风波连天。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我的诗。陆文夫不断地说，王蒙首先是一个诗人。他的话里也许包含着他认为我不怎么善于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许多年了，最重要的写作的冲动来自对于我的诗情之弦的拨响。小说里写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这是诗。三轮车夫说不要钱，这是诗。（其实没有这样的事，但是有一次我坐三轮到区委，车夫确实表达了对于区委的敬意与拥戴。）与老同志们交流，这是诗。见到了赵慧文，这更是诗。吃荸荠是诗。吃馄饨是诗。下大雨还是诗。槐花颂是诗。突然出现的“炸丸子开锅”的小贩吆喝也是诗。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就注意到了炸丸子的吆喝声，叹息良久，而且说从“炸丸子开锅里”感觉到了王蒙的特点。或许应该是：诗意与平凡，入世与出世，小与大，俗与超脱，有与无，骄傲与谦卑，灵界与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