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小豆儿》，我在儿童文学组，我有机会瞻仰邵燕祥的风采，他写过《毛主席挖的甜水井》，算是儿童文学。他似乎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他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坐车时喜欢站在车门边。我觉得他的姿态像普希金，我正陶醉于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我相信邵一定能够写出普希金一类的作品。
在这个会议上。我也有机会看到戴宽边深色镜框眼镜的刘绍棠，他常常叼着香烟，说话声大气粗。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出版）合同与稿酬，当时他正热衷于像苏联的潘菲洛夫那样，写出中国的《磨刀石农庄》。这部小说以鸿篇巨制、一部接着一部而著名，但是至少是在中国，很少有人读过。说是刘老弟还在会上提出，宁可少活十年，也要早出作品一星期。我在小组会上听到老诗人臧克家对于刘绍棠辍学（北京大学）搞专业创作的微词。先是刘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受到全国的称赞。后来，他不可能安心就学，被中国青年报的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同志调到报社“养”了起来。我在儿童文学组还结识了郑文光、刘厚明、柯岩等作家，并与他们时有快乐的聚会。文光是归国华侨，有点实力，家有厨师，我们不止一次能在他那里改善生活研讨乃至朗读作品。其乐何如！
会中，周总理会见了大家，并与大家在北京饭店大厅翩翩起舞。这是一代青年作者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空前记录，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次的舞步匆匆、文思灼灼的阳光档案了。
会议组织了一次活动，众与会者与本市文学青年见面。我见到了组织这次活动的团市委某中层领导人，我才知道，我所艳羡的刘绍棠等知名青年作家，在我的同事某些团干部眼中是思想成问题、政治上不开展，亟待端正挽救改造的另类青年——我却并没有珍视我的干部资历与身份。而从刘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地带几分轻狂，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却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当不友好的话对另一个青年作家说：“你就撅他！驳儿他！千万别搭理他！”我和他们最终也无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来就夹在当间儿啦。
十六、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
走上写作路后，我知道了苏联报告文学（更普及的称呼是“特写”）作家奥维奇金的名字，知道他曾经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与萧洛霍夫联手向作协的领导作家特别是西蒙诺夫挑战。包括《士敏土》的作者革拉特考夫专门发表了声明，谴责他与萧洛霍夫。他的“揭露阴暗面”的说法，令我如望禁果，惊喜惧交加。
记得是1955或者1956年，团中央发出号召，要全国青年与团员学习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此书描写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女农业技术人员娜斯佳，由于不妥协地与一切阴暗现象作斗争，而改变了大局，使集体农庄的工作改变了旧貌。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此书印了几百万册。当时农业问题，正像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问题一样，困扰着苏联当局与公众。
而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青年，我是略有资历的青年工作干部了。我不相信娜斯佳有这样的运气，一坚持原则就马上势如破竹。我刚刚处理过一个事，一位陆姓团员，喜欢活动，并不服领导，到处提意见，受到留团察看两年的处分。我与一位曾在苏联团校学习过的市里管团的纪律检查的同志研究过小陆的问题，这位同志给我讲了一个概念：反对派。他说，总是充当反对派的角色，有可能最终变成反动派。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此陆姓青年，名大彪，因受处分，连大学也没有被录取。后来他连连找我，我帮助他及时恢复了团籍，才被取到一个相对偏远一点的学校——山西太谷农学院。他显然汲取了教训，见了我只知鞠躬哈腰，一家伙就“成熟”起来了。）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人情都告诉我，娜斯佳的故事恐怕是廉价的乌托邦。但是娜斯佳式的天真、热情与理想主义，对于我，一个21岁的团干部，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来说，仍然颇有魅力。文学有文学的性格，文学有文学的蹊径洞天，直到想入非非：生活中到处碰壁、不受欢迎、尴尬狼狈，但并无大恶，乃至不无几分可爱的人物，也许仍然可以入梦入诗入小说吧，谁知道呢？对于他们，我有同情，有叹息，有怜悯，也有轻视甚或也有欣赏。他们也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改变环境不足，损毁自己有余。贾宝玉、林黛玉、晴雯或者芳官之类的青年，如果与我同事，肯定也会受处分被淘汰。但是，《红楼梦》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是他们大有用武，大行其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