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确有这样的写作者，虔敬，献身，追求，忘我，一股脑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文学，这样的人很难容于人众，也很难容于同道，也很难得到知音。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欢匍伏着痛哭流涕着去仰视文学。他们宁愿意去读书解愁破闷，借他人之故事言语浇自己之块垒。一个作家把文学想得太高太高，高入云端，高如上帝，而把自己按天使至少是按圣徒来设计。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一。而多半会搞得最后鼻青脸肿——粉身碎骨。
我想起父亲的一位同乡、同学，他就是来自老解放区，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老师。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里新住宅区。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居民楼，我很欣赏。潘老师的妻子是一位话剧演员。身材娇好风韵犹存的她对我说：“赶明儿你写了剧本我们演。”令我醉迷欲融。
不久，潘叔叔来信说：“你有了不起的才华……”，这样的说法又使我发了一回高烧，只如快乐死了一回，又一缕“香魂”慢悠悠甜丝丝活了回来。
他说他把稿子介绍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吴笔名萧也牧，他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丁玲带头的严肃批评。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男与工农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写男要赏月，女则抱怨月亮不如烧饼，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样的小说与这样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题为《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包括上纲上线的文题，今日读起有喜剧色彩，但当时造成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悲剧。此后吴小武的外形与言谈，声调与举止，都给我以背时晦气的感觉。
于是我昼夜苦等，梦里也看到了吴小武老师，得到了他的指点。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颤抖，活像一个太监在与皇上说话。吴告诉我，是编辑刘令蒙在审稿。直到次年春夏，没有消息，电话也打不到刘编辑，忽然又从团市委领导处得到刘编辑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事”的传闻，我更是叫苦不迭。
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在东四十二条老君堂，离我工作与居住的地点很近。我骑着自行车去到出版社门口，看到一些戴着深度眼镜，说着南方口音的官话的一脸书气的编辑上班或者下班。我欲问无门，欲钻（营）无路，欲讨好无缘，欲交流不配，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