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晚上，与我们同址办公的区工会组织了露天舞会，《步步高》与《大学生圆舞曲》（苏联歌曲）的调子迷人，人们在跳，在体味新生活的开放与快乐，然而我不能去，我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写。
一次我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的集会，过去我会选择参加，把自己这一滴水珠投入到人民的青年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骄傲。但是我无法把写作的想法过分地与群体分享，我必须悄悄地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从事我的有点像冒险家的尝试。
我已经是团区委副书记，我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我在办公桌上摆着各式卷宗，中央、团中央、华北局与市委团市委区委的文件，各基层团总支部（那时成立团委的基层还很少）的汇报、总结、计划与请示，各种报批表格。我的桌子上摆满了那时候常用的办公纸头：一种劣质价廉的片艳纸，以及复写纸、薄而软的美浓纸，以及钉书机、钉书钉、曲别针、胶水和纸夹。我拿起片艳纸写我的伟大的小说，门一响我就用其他卷宗把小说草稿纸盖上。我觉得我的神色有点不自然，说话有点魂不守舍，希望结束谈话，越快越好，我有点不合群，起码与过去不太一样，我无法判断旁人的反映。
只是在动笔以后才知道写一部书有多么伟大、艰难、捉襟见肘、黔驴技穷、殚精竭虑、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你要考虑人物，你要考虑人物间的关系。你要考虑事件。你要考虑天气、场景、背景、道具、声响、树木、花草、虫鱼，日光和月光，朝霞和夕照，一年四季，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是非功过……你是在创造一个世界，你成了你的世界的上帝。
（后来到了1958年，是敬爱的吴伯萧老师写了一篇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作家上帝”论，因为我的交代材料里坦白了这个思想。）
而你只有1米68的身高，50多公斤的体重，营养不良发育不良的身躯，19岁的年龄，18级的待遇，高中一年级肄业的学历，300字报道、800字短文的发表积累……事业总是那么伟大，文学总是那么崇高，革命总是那么无私，感情总是那么火热，而从事这一切的你总是那么涉渺小乃至于卑微！
而且你东想西想，一分钟一个主意，你徘徊犹豫，时刻站在十字路口。任何一段都有几十种上百种可能的选择，每一句话都有几十种上百种说法，每一个标点符号你也可以想上一次两次八次十八次。文学的自由使你变成了自由落体，落到了太空之中，什么都可能，什么都可以选择，什么都有可能成功，什么也都有可能不灵……这是多么恐怖，多么伤神撕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