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能够亲切地怀恋往事的人是幸福的，能够想起你的不幸（或者干脆是幸运呢？）的青春时代的好友的人是有福了。怀恋和好友也许不能代替政策，却能产生普希金式的诗。
我也喜欢普希金的形象，他不算高大，但是秀气英俊，永远年轻，特别是一帧他手持后披的斗篷向前行进的照片。
我会背诵《青年近卫军》里奥列格朗读的诗：“不，我们既不恐惧也不忧伤生活之路并不使我们惊慌……”还有苏尔科夫的诗：“亲爱的不要紧就让那白发霜生在两鬓……请问哪一个真正的男人没有战争洒下的白盐粉？”
法国的左翼人士法齐，土耳其被囚禁的共产党员诗人希克梅特，智利的聂鲁达与巴西的亚马多的诗也叫我感动
我最爱看的电影是苏联电影。《勇敢的人》我看过三遍。《幸福的生活》我看过五、六遍。而《攻克柏林》（上下集）我至少看过七遍。所有这些影片都在观众的狂呼和鼓掌中放映。我坚信，如影片《攻克柏林》中的女教师、美丽的娜塔莎在花丛中行进的场面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
新中国的电影则是刚刚起步。第一部故事片，长春制片厂的《桥》，我们在中央团校就读期间已经看过了，此后的,《中华女儿》《赵一曼》都堪称党课教材，崇高英勇，抛头颅，洒热血，名存千秋。
我也组织指导区里的一些中学生的1951年新年联欢，我努力让他们做得最美最好，充分体现解放了的新中国的无限美丽。我为自己设计了1951一年的新年到来的情景，不是像苏联影片那样倒计时等待1952年的钟声敲响，而是在“检查”了几个中学的新年活动之后，恰恰在午夜前后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我从16岁走到了17岁，从1951年走到了1952年，我是行进着迎接新的时间新的前景的，我是多么幸福！
在这段时间恰好出版了卓娅的母亲柳·科斯莫季缅扬斯卡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舒拉是卓娅的弟弟，坦克兵，在二战中英勇牺牲。母亲曾经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她讲道：“你们能够赢得和平，因为世界上有苏联！”我爱这句话胜过了一切诗句，我甚至能够想像伟大的母亲讲话的声音，慈祥而又沧凉，坚毅而又从容，她白发苍苍，她代表人类和上苍，中国人有权利也有义务表达对她的爱。我曾经为她们而感动，我的青春与这些人在一起，这是我永远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