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超英也喝多了，脸自如纸，鼻尖上额头上挂满细密的汗珠儿，身上也在不住地出汗，脱了外衣，衬衣后背都湿透了。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说：
“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都不走就好了……”我克制着头晕和恶心站起来，冲杜梅喊：“你面条煮好没有？怎么那么慢！”她头也不始，用筷子搅着在锅里团团转的面条。
我开门出去，到厕所猛吐了一阵，冲了秽物，擦擦嘴一步三晃地走回来，扶着门框力争对他们做出微笑。
晚上，天都黑了，杜梅开了灯。
我们三个还在呆若木鸡地坐着，桌上放着的三碗面条没吃几口。“回来吧。回来吧。”
我对肖超英说，“回来咱们一起开公司。”“行啊，”肖超英盯着花瓶里的一束绢花，“应该能赚钱吧？”“应该！”潘佑军面无表情地吐字。
“哎，”杜梅板着脸走过来，“你们是不是该散了？天不早了，再不回去你们家里人也该等着急了。”
她已经在一边摔摔打打蹩了半天了，我们酒后反应迟钝毫无察觉。“没事，”潘佑军说，“我太大和老板去上海出差了，一晚上不回去也没关系。”“可我们得休息了，明天还得上班。实在对不起，改天再来玩吧。”潘佑军和肖超英看我，我脸上十分挂不住，对杜梅说：“去去去，不用你管，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散。”
“知道什么？都几点了？你身体又不好，喝了那么多酒，聊了一天，还没聊够？”我大怒：“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呵？”
“算了，我们走吧。”肖超英站起来。
“都别走，要走你走。”我指了一下杜梅。
“求你们了，请你们走好不好？我真的头疼了，难受了天，想睡……”这时，我脑袋忽地一热，像什么成块成吨的东西忽然迸碎了，衬衣的扣子也绷掉了，站起转身抡圆了就是一个大耳光结结实实贴在杜梅脸蛋上。随即破口大骂：
“你也太不懂事了！轰他妈我哥们儿。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告诉你，要滚你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你呢！”
杜梅被我一巴掌房屋懵了，捂着脸吃惊地望着我：“你打我？”“打的就是你！再来劲我还扇你。他妈的把你惯得不成样子，就欠揍！”我气得浑身乱颤，对肖、潘二个道歉：“对不起呵，我这老婆没教养。”
肖超英严正地批评我：“你怎么能打老婆？你也太过分了。”潘佑军酒也醒了，连声说：“你这太不对了，你这让我们以后都没法上门了。”
这时杜梅哇地一声哭出来，扑过来：“我眼你拼了。”我一个嘴巴又把她扇回床边。
肖超英一把扭住我，厉声吼道：“你还不住手！”
“你打我？”我看着肖超英，眼圈一下红了。
“不许你打人，懂么？不许打！”肖超英也十分激动。
相持片刻，他松开我手腕，拿起外衣，对杜梅说：“对不起呵，都怪我们。潘佑军，咱们走。”
一脚迈出门，他忽然哭了，转过身哭着对我说：“你怎么能随便动手就打人呢？有话不会好好说么？”然后哭着走了。
杜梅痛哭了一夜，我一句话没说，也一直没睡。
那之后，我们照旧上班，做饭吃饭，睡觉，但彼此一句话不说，甚至都不看对方，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转个身抬个手都能触到对方身体，但就像两个幽灵或者两个影子彼此视而不见。电影里的相声和幽默小品不能使我们解颐一笑，甚至绝对催人泪下的悲剧我们从头看到尾也始终无动于衷，我们出现在对方面前的脸永远是毫无表情。
我们的家庭陷入了冷战状态。
我反复叮嘱自己：忍，要忍，再忍5分钟。可实在忍不住。我的上司一下午都在我身后踱步，钉了铁掌的皮鞋在水泥地上像驴足子似地“咯嗒咯嗒”有节奏地响。他还在我身后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想起什么点子就用粉笔“吱扭扭”写上几笔，一会儿入党得不成熟，用板擦迭了，再写，又擦，搞得我办公桌上落了一层粉笔末儿。
他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成年累月，我一直忍着，我想我终究会习惯的，可我总也习惯不了，总感到一股火在心里越烧越旺，就象一堆灰烬中的火苗被风不断地，终于死灰复燃。这个该死的小店员了出身的一辈子风平浪静只会看风使舵冒充领导干部就像肥肉馅冒充雪花膏的家伙，居然他妈的在头发上喷定型发胶！我蹭地站起来，扯着嗓子冲他嚷：“你少在这儿走来走去的好不好！”我这一突然动作使他一惊，眨巴着眼看着我：“我在这儿走碍着你什么了？”全办公室昏昏欲睡的同事，也都闻声一齐抬头，鸦雀无声地看着我们。“烦！甭管碍着没碍着我，不许你在这儿走，想散步到街上散去。”“哎，奇怪了。”
他强作镇定地笑，退了一步看着地面说，“这不是你们家，这是公共的地方，我走走怎么？”
“就不许你走，没什么道理。”
“哎，哎，奇怪了。”他干笑着看大家。“莫名其妙嘛！”
“少废话，不让你走你就别走，该到哪儿呆着哪儿呆着去，办公室里又不是没你椅子。”
“你这就没道理了嘛……”“对，我今天就是不讲理了——
你再走一步试试。“”你今天怎么啦？怎么火气这么大？“看到办公室里没人出头表示义愤，呼应他，他换了一副关心，大人不为小人怪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什么不舒服，就是看见你烦！告你烦你不是一天两天了，躲我远远的！”我冲他一挥手，气呼呼地坐下，不看他。
他难堪池笑，站着不动：“不要这样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真他妈讨厌！真他妈腻歪人！”我扭脸看着窗外连声狠骂。“你怎么骂人？”他厉声道。
“骂你了，骂你了，”我掉脸冲他嚷：“就骂你了！”
他脸上的油光像调入了其它中和性颜料刹那间失去了，他像舞台上发脾气的小生拂袖翘靴而去。
我的心情并没有因骂了一顿这个无辜的、平心而论还算和善的老头子好多少。下班以后，我在街上游荡。街上到处是鲜丽的瓜果和动人的少女，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产生欲望，街上的欣欣向荣和繁华喧闹使人感到压抑。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不想去任何地方也不想见人。什么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感到麻木，像被银针扎中了某个穴位周身麻痹，别人撞了我，我也不以为然。我相信这世界中有我一个位置，就像我过去相信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可我不知道怎么走才能到达，也许已经错过了。
从骨子里我是个严肃的人传统的人，可事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严肃地对待。我自己选中的我自己感到失望。我尽了最大努力一切都是零。别人都认为这是在爱，可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是在爱。看着一切都吻合，想想从第一天起裂痕就存在。
可能又是误会，也许永远没个完。
总觉着自己欠什么，心里明白也从未得到过，怀疑中使大家都受到了伤害。我在街上一直逛到深夜，人群散尽，车也蛰伏，只留下一路路的霓虹灯。我回到院里，院里一片漆黑，杜梅大概也睡了，房里熄了灯。我轻轻掏钥匙开门，门被反锁上了。我敲门，里边没动静。
我越敲越响，里边就是没反应。后来我开始用脚踢门，凶猛粗野地踢门。邻居都惊动了，有房门泻出灯光，开门控了一下头，嘟哝哝地又掩上了门。
“你不开门，我就把门踢烂。”
我运足气一脚踢出去，踢了个空，一大步跨进屋里，险些在地上来个大劈叉。黑暗中我听到她跑上床钻进被窝的响声和低低的笑声。我开了灯，她躺在被窝里安详地望着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谁让你回来这么晚的？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她开口跟我说话了。我看着她，脚和胯间隐隐地疼。“你看我干吗？”她挑衅地抬起脸，“你不是有本事不理我么？一辈子别理我呀。”我向她迈了一步。她马上说：“你要再敢动我一下，我就把全院的人都喊起来。”“我不动你，我动你干嘛？”我在沙发上坐下。“你也别闹了，我也闹够了。你起来，咱们谈谈。”
“不谈，有什么好谈的？”她裹着被子转身朝里。
“你不谈，那就我说。总这么闹下去，也没意思。我想了，责任也不全在你，当初我们结婚就有些草率……”
她倏地翻过身来，被子也松开了：“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泰然道，“我觉得我们性格太不合，这不是说你，我性格也不好。
再这么凑和下去也过不好，不如分开……“”噢，“她盘腿坐在床上，盯着我：”你想跟我离婚？“
“我的意思是先分开……”
“别吞吞吐吐的！”“对。是想离婚。”我的态度也坚决起来，“老这么下去对谁都不好，你也怪受罪的。房子家具我都不要，一切都归你。”
“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不是，随你怎么想吧。”
“你想让我同意？”“嗯，好说好散，咱们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
“不，我不同意。”她掀被赤脚下地，趿着拖鞋似要去干什么，又不知干什么，愣在书柜旁。“你不同意也没用，我不是来征得你同意而是亲自通知你。”“啪”她把书柜摆的一对小瓷人摔到地上打碎了，接着一路扫过去，把上面的所有她心爱的小摆设：唐三彩马、小鸭标本、瓷卧猪、永动不锈钢分子式以及镜子、小钟表、我的丁烷气筒、茶叶、润喉糖罐还有那支花瓶统统归到地上，挥得乱七八糟，怒冲冲地回过头盯着我：
“离婚，离吧，不过了。”
她又开始从书柜里抽出书一本本撕。
“都砸了，都撕了，反正也不过了。”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我提醒了她一句。“你现在是在破坏你自己的东西。”“我都不要了！”她怒目圆睁冲我嚷。
“那你随便吧。”我绕开地上乱七八糟的弃物，往门口走，顺路一脚踢开了挡道的茶几。“改天咱们再谈，等你冷静一点。”“你别走！”她在后面喊。
一瓶“果珍”从后面飞过来砸在门上，“啪”地粉碎，溅起一阵呛人的桔粉烟雾。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转身吼：“你要干什么？”
她笑，手拿一只打火机“啪啪”地打着火苗：“你要走，我就把这家点喽。”“你吓唬谁呢？敢点你就点。”
她二话没说，坐到床上，掀起床单一角就用打火机引燃。
我冲过去把她推倒在床上，用手扑火。她咯咯笑着又用打火机点枕巾。我一把将她揪起来，从她手里夺打火机：“你疯了！”
她反手环腰将我紧紧抱住：“你要走我就去死。”
我用力播她的手指：“你何必呢？又不是谁离了谁不能活。”“我离了你就不能活。”
她忍痛不松手，更紧地抱着我。
我早就知道女人身上蕴藏着惊人的力量，这次更有体会了。她像一条钢丝缆绳紧紧缠在我腰间，两条手臂几乎勒进我肉里。“你把我腰都勒断了。”
“那你还走不走？”“好，好，我今晚不走，你放开我吧。”
我揉着被勒疼的皮肉，蹒跚地走到一边，满怀急愤地冲她喊：“你这是干什么嘛？寻死觅活地给谁看？哎哟，我腰扭了。”
“我看看。”“去，一边去！”我厌恶地躲开她。“你到底要干嘛？”
“不干嘛，”她平静地说，“不让你走。”
“你就是把我扣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我在沙发上坐下，牢骚满腹地抱怨：“我有什么好的？又没钱又没本事，长得也一般，性情古怪还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你跟我离了再找个好的不行么？”“不行。”她说。“我就看上你了，赖上你了，你毛病再多我也不嫌，别人再好我也看不上。”
“蠢么！愚蠢！”“就是蠢，就是愚昧——因为我爱你。”
“哦——”我全身像被捆了筋似地一瘫，爱在这儿居然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要挟。“我爱你，所以不放你走。”
“你爱我，可你没问问我是不是爱你？”
“我不管你是不是爱我，反正我爱你。”
这叫什么逻辑呀！“我用拳击额，转念一想，问她：”你说你爱我，你了解我么？“
“了解。”“了解什么？我都不了解自己。从一开始你就是盲目的。”
犹如被人一棍打昏，只有醒过来，呆上一会儿，才反应的过来发生什么事，才感到头疼欲裂，才知道伤势有多严重。
杜梅渭然泪下，边哭边说：“从一开始我也不是盲目的，就是真心爱上你，觉得你好，你对我好。谁说我不了解你？就了解你，你那会也是真心爱我的，别到这会儿又不承认。”
“好啦好啦，别动不动就哭鼻子，又不是三岁小孩。就算我那会儿爱过你，就冲你对我这样，我还爱的起来么？”
“我对你哪样了？就算我有时爱跟你吵，那也是人家……那人家还不是最后每回都跟你承认错误了？我也没说我对呀。”她这么一句倒把我怄笑了，没词可说，指指地上：“你瞧你砸这一地东西，这家还像个家么？”
“我砸的我拣，我扫，我再去买。”
看着她穿着单薄的内衣站在那儿抽抽噎噎地哭，我也不忍。“行啦，别哭了。”她越发委屈地哭得伤心。
“行了，别再哭了！”我提高嗓音喝道：“不许再哭了！”
她的哭声小了，没了，仍在流泪，因为竭力忍也忍不住，虽无声脸仍是一副哭相。“拿簸箕来，把地上收拾了吧。”我弯腰拣起两半摔断的马身，又拣起一本撕坏的书。
她吸溜着鼻子拿了簸箕和笤帚哗哗地扫一地碎屑。
我拾起摔碎了玻璃蒙子的小钟，放到耳边听了听：“还在走呢。”杜梅拎着笤帚鼻子嚷嚷地说：“明天我拿出去换块表蒙子。”“再别闹了咱们。”杜梅偎在我怀里低声说，“再这么闹下去，我真害怕。”“以后我一定对你发好的，决不再惹你不高兴。”第二天早晨起床，她又说。星期天一早她就出去了，我醒来后一个人躺在床上，窗外秋日和照的阳光，射在我脸上，有一股暖意，令我想人非非。我想到我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操纵命运。
走廊传来鸡的咯咯叫声，接着是一片惊呼和杂沓奔跑的脚步声。我从窗户看到一群邻居的孩子在捉一只血淋琳的鸡。然后杜梅出现在视野，她拿着一把雪亮的菜刀，在草丛中东扑西扑，跟着孩子们转着一棵树仰脖张望，又一窝蜂地跑进树丛深处消逝了身影。片刻，她头上粘着树叶草屑从树丛里出来，仍拎着那把一尘不染的菜刀，表情失望。
原来是她雄心勃勃地想杀一只鸡，可还是给那只负了重务的鸡跑了。跑了就跑了，它中了我们吃别的肉。“我安慰地。
她还是很扫兴，嘟嘟哝哝怨自己笨：“那刀没割到地方，手软了，应该一刀先把头切下来。”
她拿瓶很贵的“郎酒”，说这是她给我买的。“你不是爱喝酒么？喝就喝好酒。”其实我并不喜欢酱香型的酒，包括“茅台”，那种过于浓郁的香气令我恶心，尤其不堪回味。可我没说什么，拿起那瓶酒端详着表示欣赏。我提议我们到外边去吃上一顿，她十分欣喜。从结婚后我们就很少去外面吃饭，也许这是现在我们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之一。我们打开报纸看街上现在正在演什么电影，准备饭前去看一两部受到吹嘘的片子。
我们都想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一些情调。我甚至陪她去听音乐会，我们像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认为西洋音乐是高雅的东西。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能接受柔和一些的小的琴和钢琴。
那天很不幸。整场音乐会都是歌剧选段。
尽管如此，我们听得很认真。当女高音不无炫耀地在她的高音区萦回不止时，我发现杜梅闭上了眼睛。初还以为她不堪忍受，继而发现她深深受了感动，睁眼时眼眶中充满泪水。
我相信这并非是受到了歌唱的感染，她对意大利文和我一样一窍不通，一定是剧情使她悲悯，那是《蝴蝶夫人》中的人一段咏叹调。如此一想，我也觉得那段旋律扣人心弦。
接下来不管台上走马灯似地轮换等台的男女胖子们唱什么，我们都沉溺在同一种情绪中不能自拔，哪怕是在唱《费加罗的婚礼》这样的轻歌剧。
实际上我们已不在听了，仅仅是在一种宜人的气氛中遐想，犹如躺在波涛上，眼前华丽景象可以使我们貌似受到吸引借以摆脱无端忧郁的困窘。
在看一部通俗得只能说是胡编乱造的故事片时，杜梅索性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当时女主人公的厄运刚露萌芽，同看电影准备了手帕的女人们还都镇定自若，她便抢先一步哭了。
当女主人公苦尽甜来，安享富贵，全电影院哭成一片的女人们都被涕而笑时，她仍是哭泣不已。
散场时，她是那群红眼兔子中眼睛最红的一个。
我知道是什么使她这么易动感情，但我无法安慰她。我已经尽力做到善待她。那夜之后，我们从未再吵过一次嘴，相敬如宾，每到谈话出现争执的苗头，必有一方停下来，不再说话，或是干脆附和对方。我们同出同入，夫唱妇随，惹人羡慕。若不是我坚决、近乎粗鲁地拒绝，居委会险些把我荐上去竞选全市“好丈夫十佳。”
杜梅决是对我微笑，直到我对她报以同样的一笑，才放心地继续去干别的。即便是在做爱过程中，她也不忘准时对我投来一笑。我们去潘佑军家玩过几次，他那个汉奸妻子做作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总是当着我们面表示她和潘佑军多么如胶似漆，无论是那么窄小的一张椅子，她也要和潘佑军挤着坐——
那是在她家呀！无论是多么小的一块食物，譬如半个苹果，也要你一口我一口像鸟一样地互相喂。我毫不夸张地说，她称呼潘佑军就像宋美龄称呼蒋先生一样叫：“大令。”
到她家里只给喝速溶咖啡和酸葡萄酒这些我都不说了。她喝酒时能把冰块嚼得嘎巴嘎巴响就可以知道她的牙齿是从小吃什么锻炼得这么结实。
我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她说话居然有口音，。一个货真价实的本地丫头，中国话词汇单一得只会说：“很有趣儿。”
杜梅就很欣赏她。当然她还没俗气到喜欢白兰地和毕加索。她只羡慕她能如此外露地表现爱情。当我批评她装腔作势和娇柔造作时，她便为她辩护：“女人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就真爱。只有男人才会觉得这过分。”
“这不叫爱，这叫演戏，演给别人看。”我反驳她。
“总要有所表示，否则怎么才能让人知道？”在这点上，她一向执拗。“不说，不做，我怎么知道你爱我？”
“可即便是说了，帮了，也未必就证明了谁爱谁。这一套花花公子和浪荡娘们儿最拿手。”
“我宁肯被一个人甜言蜜语哄骗一时，也不愿一个人沉默一辈子哪怕他心里爱得最深。”
有时她也学潘佑军的老婆，怯生生地走过来坐在我腿上，我也不撵她也不说话，坐了一会儿，她便没趣儿地自己走开了。她夜里常做恶梦，我经常被她的搐动和呻吟弄醒，拼命摇她，她才从恶梦中惊恐万状地醒来。
她很爱给我讲她都做些什么令她恐惧的梦。都是些荒诞不经、超现实的梦，很多是发生在欧洲。我有印象的其中之一，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她在捷克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反抗谁不知道，反正是些穿呢子大衣拿自动枪的男人。起义失败后，她在城里受到追捕，几次中弹都没死，从尸堆里爬出来，然后找到了残存的队伍和撤退的德军一起撤往德国。在翻越阿尔卑期山时累得精疲力尽，队伍里有很多她们医院的人，包括贾玲。好容易撤到了德国边界，边界那边的法国已经全都解放了，斯塔隆领着一帮弟兄在巡逻，而且一眼发现了她，机枪就扫了过来。她一边气喘吁吁地又往山上跑，一边想：不行，我得叛变了。但是贾玲她们还是一副坚持到底的大无畏样子。后来醒了，回到中国。
还有一个梦是一群皮夹克党在城里杀人放火，无法无天。她在街上简直是失魂落魄，拼命想跑回有人站岗的院内，可院门都关了，她只好找地方爬墙。终于进了院，又发现院内气氛很阴森，院长、政委嘀嘀咕咕，她一下就明白他们想里应外合。于是想到家里安全，就想回家，可在黑洞洞的走廊总也找不着自己的家，推开一扇门不是，推开一扇门不是，里面全是正在密谋的武装匪徒。她忽然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家在窗外另一所房子里。她跳窗奔向另一处房子。一进门，发现进了匪徒总部，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枪打得她睁不开眼……无数人压在她身上，压得她透不过气。
我从来没在她的梦中出现过。
有一次，她在极端恐惧中，曾在梦中找过我，到处找找不着。所有人都不告诉她我在哪儿。街上有几个人很像我，她认错了人，那些男人拉住她就要非礼。非要如此这番后才告诉她我在哪儿。她答应了其中某些人，可那些人事后还是不告诉她我在哪儿。她的血流在床上，连被子都给搞脏了一块。她一声不响地拆被子撤床单，泡在冷水中，用手攥着一点点搓洗，直到全部洗净。她疼起来的时候，脸色苍白，佝偻着腰，咬紧牙关闭着眼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挺不过这场磨难了。
这时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注视着她，整日不发出一点声息。我每天晚上都喝酒，不管什么酒，只要够度数就行。她先是陪我喝几口，怕我喝多了，就把剩下的自己喝了。后来她自己也喝。经常是我们俩人很随意地就喝光了一瓶白酒。然后眼睛通红地互相凝视，醉醺醺地上床，不到八点就昏昏沉沉地睡了。就像童话中两个贪心人挖地下的财宝，结果挖出一个人的骸骨，虽然迅速埋上了，甚至在上面种了树，载了花，但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地知道底下埋的是什么。看见树，看见花，想的却是地下的那具骸骨。“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我的？”
半夜，她忽然问。
我没说话。“是那次我轰你的朋友？”她自顾自地说，“还是那次我骂你没本事挣钱不如我多之后？”
“行啦，你睡觉吧，瞎想什么？”
“还是更早，那次我夜里跑出去当着好多人和你发脾气之后你不爱我了？你不会是从一开始就不爱我吧？”
“当然不是，我现在还爱你。”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她平静地说，“我感觉得出来，你现在早就不爱我了。”
“那我为什么现在还和你在一起？”
“那是你怕伤我，怕我出事，这说明你还是爱过我的。”
“……”“我不会总缠着你。”她隔了一会儿又说，“放心，我只要你再给我三年，把你最好的三年给我，三年之后我就让你走，跟你离婚。”“别胡说了。什么事都没有净瞎琢磨。”
“三年，就三年，有三年我就知足了。”她喃喃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