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侠：庄子说他跟老子问过“道“，但考证起来，又无从证实。
王朔：那时有书吗？他们看什么呀，那些大竹简子搬来搬去的？他到哪儿去看呀？孔子除了《论语》还攒过其它书吗？
老侠：据说他删改过《诗经》，经他一删改，只剩现今能看到的三百首了，剩下的八成儿都被他那点儿道理给灭了。没有孔子，我们今天说不定还能多看到几首先秦的诗。中国每朝每代编书，都要删改，最狠的是清朝编的《四库全书》，被灭掉的遗产有多少，现在的人也搞不清，反正数量不会小。据说孔子还编过《春秋》，鲁国的编年史。其实，孔子删改前人典籍，与秦始皇焚书也没什么区别。被删掉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不就跟烧了一样。被改过的面目全非，全成了篡改者的主观意志，还不如一把火烧了，也少让今天的人中毒。
王朔：那个时候的穷孩子怎么认字呀？这个字是谁教的？
孔子家也不太富裕吧。谁教得他这么劲劲的，张口就是至理名言。
老侠：他的自我期许很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多狂呀，既随心所欲，又中规中矩，这只有神人的份了。
王朔：“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他说的吧。全是自我解嘲的话，有贼心没贼胆。
应该给他重新拿白话写一遍，重新造一下句。
老侠：中国读书人的那种人格狂妄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不管你问什么，都难不倒我，我都有一套说辞。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从没有自知之明，没有界限。人稍出点名，就什么都敢抢，文学评论家可以到音乐讨论会、绘画研讨会、经济讨论会上去。
还真就有人喜欢附庸风雅去请，他也不要脸地有请必侃。
王朔：这叫通才，任什么也难不倒。
老侠：我在国外，曾问过他们这类问题。他们说，如果开有关物理学的讨论会，一定要请杨振宁，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权威，一定能说出有见地的话。但要开经济学或政治学讨论会，不可能想到去请杨振宁。而杨振宁到中国来，什么都请他讲，他也敢讲。
王朔：也不光咱这儿吧。人一出名，张口就有格言。
老侠：有时看那些大人物的格言，看着看着就要背过气去。比如说，维特根斯坦与罗素同为西方的大哲，维就只专注于哲学，纯粹极了。而罗素成了大哲后，就什么都想插一杠子，什么都想评论一番。其实在哲学之外的领域，他也没说过几句语惊四座的话，都挺一般的，但就因为他有名，就成了格言了。
王朔：像有朋友从大老远儿的来，不也高兴吗，说这类大白话，谁都能说出来，可他一说就成了格言。
老侠：不光是格言，就是这些大白话，中国人就注释了几千年，中国的智慧就浪费在这类迂腐的注释上了。我把这叫“注释偏执狂“，是一种精神疾病或学术痴呆。名人的话就是格言或经典，什么领域都可以说三道四，放个屁都沉甸甸的。
王朔：咱要是把老师都灭了，灭到孔子之前，谁也不知道孔子的老师是谁，孔子成了师祖。现在就这么老师、师祖、师爷一大堆一溜顺地下去成了系统。
老侠：唐代的韩愈就排过“道统“，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也排过，两人排的还不一样。
王朔：他其实光把这话琢磨透了，说明白了，哪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劲呀。那你说，包括西方的学术规范也是这样吧。比如说我写博士论文，一本著作也不引，没有注释，全是自己的看法，这不行吧？不行。你得说清楚你的基础在哪儿，你研究的那东西以前都有些什么人说过些什么。我说我没基础，就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大家坚决不答应。
老侠：也不尽然。尼采的书就很难用学术规范去衡量，但他的书又是西方的经典，原创性的思想的出现往往无既定规范可循，它凭空而来，当时大都受到冷遇，有时甚至在他孤独的背影儿近于消灭时，人们才能发现他。历史上有许多原创性大哲的命运，皆是生前寂寞，身后荣耀。
王朔：我听说有个叫叔本华的与尼采是一条线上的，他俩之间应该有承续关系吧？
老侠：有。但他俩有很大区别。叔本华的书在结构上完全按照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表象属于现象界，权力意志属于物自体。而尼采就不是，他的书没有体系，著作中也找不到什么注释，他就是想出来就说了。类似格言体。看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个神在山上醒来，一边向下走一边自言自语，最后提醒他的听众与读者，你们不要把我说的这些当回事，你们要从这阅读中发现你们自己。听了我的话，发现了你自己，这就成了。尼采这人有时权不讲理，但他不讲理的话却说得极为精彩。他不是说“上帝死了“吗？他怎么论证呢。他说：这世界上没有上帝，如果真有上帝，我怎么能忍受不成为上帝。尼采征服西方的思想界，靠的就是这种突兀的力量，他几乎切断二千年的理性主义传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像他说自己“为什么如此智慧“，一般人会认为这是疯话。但尼采的独特就是相对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他是疯狂。沉醉的生命之舞。像福柯这样的怪杰，他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就是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给了他极大的震动。太多的人受惠于尼采的天才。他也确实狂了点，在此之前，谁敢宣称要抛弃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传统，而代之以酒神的酩酊大醉！
王朔：他也太狂了点儿。我觉得思想家与学者还是有区别的，思想家是创造，学者是模仿。你提过，有人说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让我看就有点儿没劲了。咱这儿缺的就是思想家，学者却一堆一堆的，挤得有些人都端不住饭碗了。
老侠：西方人的狂妄也有传统。神学就很狂妄。培根也很狂妄。他在宫廷斗争中人格猥琐，他写《新工具》时，却认为自己发现了知识的新大陆，把亚里士多德等人都骂了一遍。他的书的扉页上印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帆。他以为自己提供的新工具能解开人类的认识之谜。这种狂妄也表现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直到休谟的“怀疑主义“，西方人的狂妄才第一次受到打击。休谟这人给我的震撼不小，看他的《人性论》，他说怀疑主义是致命的，是一种惶惑，一种疾患，永远不能根治。他怀疑笛卡尔的理性，也怀疑培根的经验，他怀疑因果关系，也怀疑人的自我、自由意志。后来给西方哲学的狂妄以致命一击的康德，就是从休漠那儿学来了对知识上的狂妄的蔑视，从卢梭那儿学来对人的尊重，所以他才能划出那道致命的界限。别人用自己的认识工具检验一切，康德的牛逼在于：在你运用智慧和知识工具之前，首先要检查这智慧本身、这工具本身，在运用之前你要明白它们的局限在哪儿。你这刀只能切到这儿，再向前就要卷刃或折断了。后来的西方哲学，有创造性的哲学，都绕不过康德。
王朔：听你这么说，我们打小就相信的理想就很狂妄，它号称自己的道理放之四海，自己的理想是人类的归宿，或是最后的家。
老侠：康德之后，最早的狂妄是从黑格尔开始的，他这人缺少起码的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责任感。他把普鲁士精神弄成世界各民族进化的顶峰，他自己的哲学又是普鲁士精神的顶峰，所以他就是顶峰的顶峰，也像孔子那样“一览众山小“，狂妄必遭无责。波普尔说：历史上那种审美的激情的狂妄的美好的理想主义所许诺的绝对完美的人间天堂，无一不走向它的反面，为人类自己造就最恐怖的人间地狱。
王朔：那我的拒绝理想、特别是那些一上来就拿大话压人的理想或道理，是歪打正着了，愣是懵对了。这么一想，少读点儿书也不见得不好。只要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耳闻眼见，叫个人都能悟出这点儿理儿，都会对孔子那种全是道理的书反感。
我觉得，自己悟出的拒绝要比从书本学来的拒绝更地道也更朴实。
老侠：中国有的知识分子，永远没长进，总是找不准批判的对象，该反抗拒绝批判的，他们有意无意地放过或回避，不该批判的他们鸡蛋里挑骨头。在这种错位的背后，还是既得利益起作用。像梁晓声这类自称有良知的作家，隔着太平洋大老远地教训克林顿，而对自己身边的无耻撒娇似地嗲几句，这多安全，多有道义感。
凡是安全的道义激愤，都是经过精打细算后的小聪明。我看张承志也属于此类。
新冒头的那本《一个也不放过》就更等而下之，找一些不痛不痒的小歌星小主持人小影星的小无耻灭一道，却放过了大明星的大无耻。
王朔：其实，梁晓声的教训克林顿也透着一种双重的撒娇，既向克林顿撒娇，也向主流意识撒娇。他先说他怎么在老克的桃色绯闻中为老克起而辩护，然后才说到老克的不仗义，拿哥们儿开练。好像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谏官们，先说如何忠于皇帝你，一切都为皇帝你着想，批评你也是出于一片忠心。母亲打儿子仍然是母爱，忠臣批皇帝仍是忠臣，我梁晓声教训你老克仍是那个在绯闻中为你仗义直言的梁晓声。反正我是你老克的哥们儿，批评你也是为了你。多难得的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