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现在有群生猛小生，冲著名人开刀，不光是给余秋雨、王蒙上课，讲台都搬到像钱钟书这类德高望重、众口一词的大师门口。
感觉上，钱钟书学问很大，挺清高的，拒绝这拒绝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这么媚俗。
老侠：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从媒体的报道看，他是爱谁谁，拒绝中国的媒体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大隐隐于市“
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这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
王朔：我怎么觉得这像是一种成心。
老侠：钱钟书的那种拒绝，我以为是一种人格上的盲点，也就是狂妄到极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钱学“的位置，他就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都请不动的地步。而我以为，一个学者总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这样的地方，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呀。一个学人去这种学术圣殿，就像教徒走进教堂。如果你还是个学者的话。而且他拒绝的理由是人家听不懂他的学问，他去牛津、哈佛讲学是对牛弹琴。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推崇无所不能的人格神，一个人要是圣贤，就什么都行，进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齐家修身，所有的界限都没有了。作家可以成为绘画或音乐权威，物理学家可以在经济决策上说三道四，结果搅得一团糟。
王朔：这就有点儿过了。
老侠：钱的这种轻蔑，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学问，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风雅的文人或小痞子。我不禁要问，钱钟书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览众山小“的悬崖上？心中没有敬畏的学人，决写不出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当你提笔时，要时刻感觉到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须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诚实。
王朔：好像孔子也这么自负，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听说钱钟书真的有学问，会若干种外语，一弄就是五湖四海，学贯中西。
老侠：钱是有学问，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
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四九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克思主义。从注经的角度讲，钱钟书堪称一绝，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篇》压根就不想让你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的研究生要会五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钱有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研究些什么。《围城》嘲讽知识分子，“钱学“是对中国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的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围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说，人们却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学问的深奥我不大懂。但我读《围城》的阅读经验与读余秋雨的东西十分相似。都是先听说如何如何好，拿来一读，文字迷人，给人的直觉这人有学问。
但当你再向深读，视野开阔了一点儿，就会觉得这人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
老侠：我初读钱钟书是《谈艺录》，一翻开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花终生经历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你任何启迪。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中国的传统诗问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仅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
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王朔：一些关于钱钟书的赞美，包括杨绛的回忆，大都讲钱钟书的“文革“厄运，但钱在此前的境遇还是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但这两位德高望重者似乎从不提那一段，感觉上，他们四九年以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侠：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
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良知。
王朔：想起鲁迅的名言，怎么说来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沉默即死亡。
老侠：这些年知识界有股极不公正的思潮，对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个个新的人格神，比如有关陈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还有个叫顾准的。
老侠：顾准与陈寅烙大不一样。有一次纪念顾准的讨论会上，一些中青年学者对顾准并不买账，说顾的理论早落伍了。
纪念顾准明摆着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极端恶境中的坚守问题。
顾准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写出那些东西的。换一些人，知识再多，理论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写出那些东西。冯友兰可谓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后，特别是“文革“中写了些什么，全是垃圾。顾准的那种坚韧与良知，那种知识上的诚实，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学者文人所没有的。
这些不屑于顾准的中青年学者，在知识上可谓学贯中西，但在做人上一无所知。
他们用开放时代的知识去贬低顾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学勤就此写过一篇东西，很沉痛、很激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