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02-1103页。

[19]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5页。

[20]徐永昌1936年10月30日日记记述说，蒋当时对主张和共的张学良说：“使共党当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见前引《徐永昌日记》，第3册。

[21]即使是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也多次谈到张再三要蒋接受八项主张的情况。

[22]据《刘鼎札记》称，1936年7月初，张学良曾准备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合在一起，放开手干，以免遭蒋介石的暗算。转见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68—169页。刘鼎在这里回忆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时间上差了两个月。详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23]见《周恩来致洛、毛、彭电》，1936年4月11日，其中周转述张学良的话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蒂“。

[24]见拙作：《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5]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26]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27]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64—67页。

[28]根据当时曾经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人的回忆，一些研究者向我们描述说：当时“最使张学良烦恼的是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可以取得苏联谅解，尽释中东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刘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以后苏联连续抨击西安事变，16日，苏联正在广播，张对刘说：‘听见了么？’表情愤懑。张以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张魁堂前引书，第208页。

[29] 《张学良致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12月17日，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5页。

[30]苏联政府的真实态度应该说是同这里所说的内容相一致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5日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时就明确表示：“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唆使“。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48页。

[31]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6年12月16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78页。

[32] 《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2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33]参见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221页。

[34] 《李允生给中央的报告》，1936年9月16日；《周恩来致洛、毛、博、朱、张电》，1936年12月21日。